在北京城市中轴线的西侧，有一条街道遍布经营文献典籍、书法字画、碑帖尺牍、文房四宝、古玩玉器、古旧书刊的店铺，文化氛围浓郁。
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的典型代表，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琉璃厂。
琉璃厂，在北京可算是极具文化味的地方，这里又有哪些故事呢？
但北京琉璃厂对顾客称“书友”“年兄”的传统，却是历二百余年而流传至今。
当年琉璃厂博古斋的祝锡之先生接待顾客，“从不向客人点头哈腰，见到比他年长的人，挺胸抱拳口称‘仁兄’或‘先生’；送客不出门，站在门坎里边一抱拳说声‘再会’。公卿大夫、文人学者来到博古斋，他都这样迎送接待。他不称呼清廷官员为‘老爷’或‘大人’。对翰林院、国子监的文官，年长者他称‘夫子’，年纪和他上下差不多的称‘先生’。一些官员同他见面时，抱拳拱手称他‘年兄’”（《文物话春秋》，陈重远著，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51～52页）。
当时的琉璃厂古玩店
叶祖孚先生《北京琉璃厂》书中说到，“当时，官员们来到古玩铺，见了店主就拱手作揖，称呼店主为‘年兄’。这种习惯一直沿袭到北京解放以后。五十年代陈伯达来到琉璃厂，见了店主也是拱手称‘年兄’。可见，当时官员和琉璃厂店主之间都是保持着一种朋友的关系”（《北京琉璃厂》，叶祖孚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67页）。
为什么会有这样别致的“称呼”？这种称谓，很可能始自清初。
相传最初有个江西举子到北京参加会试落第，他不像王致和那样在延寿寺一带卖豆腐，而是在琉璃厂撰写试帖诗，刻版出售，借此谋生。后来，一些同乡也按照他的路子在琉璃厂售卖古旧书籍等等，渐渐地形成了琉璃厂最早的“江西帮”。这就是《琉璃厂小志》中所说到的“琉璃厂书肆，自清乾嘉以来，多系江西人经营”的由来。
后来，至清末科举废除，这个江西帮也无形中涣散了。代之而起的是以河北省南宫冀县等处人为多的“河北帮”。他们“彼此引荐子侄，岁由乡间入城谋生者也。古董字画业，则以北直深县人为最多云”（《琉璃厂小志》，孙殿起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48页）。
从这个史料看，琉璃厂的书业，自清乾隆、嘉庆时起，就多是江西人经营。相传最初就是某人科考不第，就在琉璃厂开书铺谋生。“后来者以同乡关系，亦多仿此而行，遂成一集团”。虽然讲的是琉璃厂“江西人”集团的形成，但我们从中能看到，乾嘉年间便有“落第举子”北漂创业了。他们与同仁相见，可能就以“年兄”相尊称。这称呼，传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历一百八十年而不替。
由此可见，无论是落第的，或久试不第而流落京城的，为谋生，操持起各种力所能及的行当。读书人能干的，除了王致和开了酱菜园，卖起了臭豆腐等等，也会有人做书籍、古玩、字画及纸笔砚墨等生意。
在店铺里，学人相见，对年长的称为“夫子”，与同科或后来的举子相互称“年兄”，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由此，也淘出了京城书业古玩业等店铺中，顾客与店主相互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
跨越数十年的情谊
“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得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祥不周祥。”
这是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的唱段。其中，“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唱出了生意场所谓的“常态”。
中国书店老顾问郭纪森和著名历史学家洪业（字煨莲）两位先生之间，却是“人一走，茶不凉”。
十数年前，我曾拜访中国书店的老专家郭纪森先生，他给我讲了自己与洪先生的故事。
郭先生说，有一年厂甸的书摊上，他与洪教授的结识，从那时起，开始给洪先生送书。通过洪先生，还结识了如邓之诚、容庚、齐思和、翁独健、侯仁之等著名学者。日伪时期，洪先生被抓进日本宪兵队，郭先生曾将洪教授家的藏书运护起来。洪先生被监视居住期间，郭纪森借送书，进出洪家，还为洪先生带口信给时在天津的侯仁之先生。
1946年洪去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全家同行，说一年即回，临行前还委托郭先生代买《明实录》《正续玄览堂丛书》等十几种。没想到他一去未归，郭先生一直保存着这些古籍。直到1972年中美恢复了关系，洪先生专门派学生看望，当得知代买的书籍一直完好保存，十分高兴。
不久，洪先生又托侯仁之先生的夫人从美国带来委托书，把他在北京的一处房产赠送给郭老。我插话问郭老，“您现在住的是……”，他说，当天就把房子上交中国书店了。老先生说自己只是个卖书的，房子非本分所得，情意领了就是了。
那年拜访郭纪森先生时，他八十一岁，手边还有个蓝包袱皮，是他给顾客送书时用的。他说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这包袱皮，给无数的学者寻找资料购置书籍，教授们都说，要是在高等学府，郭老就是个高级资料员了，那可也是教授级的职称了。他淡淡地一笑，轻轻地对我说：“我就是个卖书的……”
琉璃厂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人文积淀深厚，正焕发出新的旺盛生命力。如今的琉璃厂文化街，成为广集天下图书、字画、古玩、文房四宝的所在，成为国内外游客光顾老北京文化的必游之地。
文字：袁家方
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