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区草岚子胡同西段原为国民党关押平津两地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监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有一群无畏的共产党人，在草岚子监狱中，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组织起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长达五年之久，把敌人残酷迫害革命者的牢笼，变成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课堂。

监狱里建立秘密党支部

🔺草岚子胡同向过往的市民“诉说”着历史

北海公园西边有一条狭长的胡同——草岚子胡同，它看上去非常普通，和北京城的其他胡同并无两样。殊不知，这里隐藏着一段少为人知的往事。

大革命失败后，北平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反动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31年，草岚子胡同西段设立临时看守所。第二年，这里改名“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俗称草岚子监狱。这里占地约三四千平方米，3米多高的砖砌院墙上拉着电网，四角建有高高的岗楼，主要关押从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北平第一监狱、天津警察局看守所等地调过来的政治犯，其中很多都是共产党员。

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关押过许多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他们在残酷的环境里坚持斗争和学习，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草岚子监狱与普通监狱不同，它由军队管辖，可以对政治犯进行迫害。所有关押在这里的政治犯必须经过反省，履行手续，登“反共启事”，才能释放出狱。如果不反省，即使刑期已满也不能释放。关押在这里的政治犯，多时达百余人，少时也有六七十人。除外都戴脚镣，大号镣重7斤半，小号镣重3斤。

考虑到狱中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共产党员们在狱中建立了极为秘密的狱中党支部，并通过秘密渠道同中共河北省委取得联系，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同志们并肩作战。经过缜密的酝酿讨论，党支部将对敌斗争的口号定为“红旗出狱”，要求大家在斗争中生存，在斗争中提高，在斗争中有所作为，随时准备“从容就义”，努力争取“红旗出狱”。

党支部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方针，领导共产党员对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二是组织狱中党员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以便出狱后能为党的革命事业继续奋斗。支委会几个月改选一次，由全体党员推举对敌斗争坚决、有号召力和组织力的人担任书记和支委。

草岚子监狱党支部建立后，狱中斗争有了核心，党员、群众有了主心骨，仿佛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引领狱中的同志们开展顽强斗争。

监狱变成地下党校

🔺草岚子监狱的老照片

草岚子监狱党支部成立之前，一些共产党员由于忙于革命工作，难得进行系统学习。而1932年7月以后被关进草岚子监狱的同志，大部分是参与爱国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他们满腔热血、勇敢无畏，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所以，狱中党支部提议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把敌人的监狱变成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的地下党校，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马列主义。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草岚子监狱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杨献珍是主要负责人。学习委员会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制订详细的学习计划，规定全体同志无论文化高低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有基础的同志要帮助文化低的同志补习文化，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要额外学习英语。他们用多种手段做通看守的工作，通过他们买来报纸和有用的资料，通过探监的人秘密带进马列主义书籍。

狱中条件艰苦，连一张简陋的桌子都没有，负责翻译的同志凭着对党的赤诚之心，强忍脚戴沉重铁镣的痛苦，趴在炕头翻译。为躲避看守的监视，他们甚至趴在被窝里偷偷地抄写译稿，直至手脚麻木。当时看守害怕传染，不愿巡视肺结核病人的牢房，杨献珍便利用这个机会，躲在病号牢房埋头翻译。狱中难友对杨献珍的奉献精神十分钦佩、感动，一天放风时，冯基平将一双毛线手套塞进杨献珍手里，恳切地悄声说：“请接受同志们的敬意。”

在5年多的囚徒生活中，这些狱中翻译家译出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共产国际七大《法西斯进攻与共产国际任务》等文件，也被翻译过来。这些书籍大都是外文原文，英文版由杨献珍翻译，俄文版由黄健纯翻译。译本通俗易懂、简明流畅，易于大家学习。后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党内一些文件也传到监狱里，这些成为学员们珍贵的教科书。

创办刊物与敌周旋

教材有了，怎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传阅呢？当时狱中的共产党员们想出了各种巧妙灵活的办法。

🔺几经变迁，附近已经建起了居民楼

他们利用两间相邻牢房山墙上共挂一盏电灯的小洞口，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传递材料，并规定这些活页的学习材料，在每个牢房中传读不得超过一昼夜。

放风时间，党团员们就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传递学习材料。第一批放风的人蹲在厕所里不走，待第二批放风的人进厕所时，互换教材。有时，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从早已秘密拆松的后窗铁丝网角边传递。为了防止被敌人察觉，各牢房学完之后，再用上述方法把材料传回杨献珍手中，由他将材料泡在水里，揉成纸浆，倒进厕所里彻底销毁。

在监狱中办“红色党校”，时刻要防备着敌人的察觉和破坏。狱中党支部研究后，决定在南、北监东西两头的牢房里，各派一名同志轮流放哨，监视敌人。“哨兵”发现有来了，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暗号，向对面牢房的“哨兵”伸出一个拳头，同时向隔壁牢房的墙上敲两下，表示有人接近。等敌人走后，站在窗口后边的“哨兵”把五指分开，并向相邻牢房的墙壁敲一下，以示解除警报，学员们就继续学习讨论。

在学习讨论时，学员们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学委会就请理论水平较高的老党员或曾经出国留学的同志，进行讲解。监狱放风时，各牢房根据学委会的通知，选派“小教员”分批去听讲，然后回去分头传授。狱方不允许犯人集会交谈，放风时看守也不断来回巡视，戒备森严。为了扰乱敌人，学员们有的跺脚，有的来回走动，故意将铁镣弄得哗哗响，看守怕听这种噪音，于是躲得远远的。乘此机会，教员边走边讲，学员们边走边听。学委会还组织有条件的学习外语。学会外语，狱友间交流问题就更隐蔽了，拿笔在石板上用世界语讨论问题，敌人看不明白，也奈何不得。

为了配合学习，狱中党支部还曾于1932年办了一个名为《拉丢》（英文“无线电”的译音）的手抄本刊物，但这个刊物只传了几个牢房，就被看守发现没收了。1934年，狱中学习条件稍有改善后，党支部又出版了《红十月》。这个刊物也是手抄本，纸张规格也是统一的。红军开始长征的消息，狱中党员是从敌人的报纸上得到的。有个党员十分细心，不断根据报上披露的消息，把红军的活动记载下来。当红军到达陕北后，那位党员绘成了一幅“长征线路图”刊载到《红十月》上，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红十月》不仅报道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且刊登了难友们创作的歌颂“一二·九”运动的长诗。

这个地下党校，让党员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增长了理论知识、提高了思想觉悟、经受住了革命的锻炼。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既有实际斗争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干部。

狱中党组织发挥作用

🔺生活在附近的居民讲述胡同故事

在草岚子监狱党支部的组织下，共产党员们开展了三次反“审查”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反省政策”。

1932年底，由于敌人安排的诱使同志们“反省”“悔过”的办法都没有奏效，反省院决定对所有政治犯进行一次大审查。在审查前，党支部对同志们做了革命气节教育，还专门组织了审查预演，预判到敌人审查的内容。

狱方提审胡锡奎、刘聚奎时，他们两个任凭敌人恐吓、动刑也不肯“反省”，甚至高歌唱起：“我们的旗帜是红旗，红旗裹着战士尸。红旗飘飘啸，决一死战。怕死的东西滚开些，我们誓死拥护着红旗！”狱方气得扬言要枪毙他们，二人依旧从容不迫。最后，狱方无奈，把他们拉到军法处毒打了一顿。由于同志们坚决抵制，这次审查没能继续下去。

1933年9月，第二次审查开始。基于第一次审查的教训，这次狱方改变了审查方法。他们动员部分政治犯的亲朋好友来做工作，对那些还不“反省”的人施以酷刑。但共产党员们不仅没有屈服，还纷纷向党组织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绝不向敌人屈膝投降！”为鼓舞同志们的士气，草岚子监狱党支部响亮地提出：“粉碎敌人的一次‘审查’，就是击退敌人的一次进攻。”在党支部的这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影响下，一些党外分子也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拒不“反省”。

第三次审查是在1934年初进行的。经过两轮审查，敌人知道这些人都是“硬骨头”，很难说服，也就不再“苦口婆心”劝说，而是寄希望于旷日持久的监狱折磨来迫使他们屈服。然而，真正的共产党员们宁死不屈，坚持挺过了这道关。

党员郝清玉1931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来患上了肠胃病。监狱训育员拿着一张“反共启事”对瘦得皮包骨的郝清玉说：“你病得这样了，不出去治病你就完了。你不能起来，我在你手上涂上墨，你在这张纸上按个手印，马上就可以出去，还可以送你去德国医院治病。”郝清玉斩钉截铁地回答：“应该反省的是你们。我是革命到底，无过可悔，想让我叛党，办不到，绝不按手印！”最终，三次审查都无果而终。

来源：北京西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