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南地区在老北京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除了士人文化、会馆文化、戏曲文化等外，在中国的报业历史上，宣南地区的报纸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近代报刊兴起后，宣南渐渐成为北京报刊业的中心地带，在报业领域的优势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宣南的报馆有近400家，其间著名报人众多，产生了很多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奏响了知识分子救世报国的时代强音。

铁鸟胡同曾有“报房胡同”之称

宣南地区报业的发达有着历史渊源，清朝定都北京后，实行满汉分居，满人居于内城，汉人除有皇帝赐予宅第的大臣外，都居于外城。但士人学子多聚居宣南，因而宣南各省地会馆林立，更兼来京参加会考的举子集中在宣南一带落足，因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宣南文化氛围。

宣南报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时称“朝报”或“邸报”。明万历八年（1580年）出现官办雕版印刷报纸，名叫《急选报》。民间抄报则始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清代，官办“邸报”与民办“京报”同时发行。乾隆三十五年至嘉庆六年（1770年至1801年），有山东登属人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每日派人到内阁门房抄录允许公布的谕旨、奏折和官印《宫门钞》等，印售《京报》，向社会发放。道光年间，因有人贩卖商品，偶将“京报”带至西北，地方人感到新奇，觉得是一个新的商机，于是开始向外地发售。向外地发售的报纸大约一周时间发出一次，几份摞在一起，封面贴上黄皮。并在上端印上“京报”字样。

据有关资料证明，山东人设立的报房，就设在今天的铁鸟胡同。

铁鸟胡同原为京师报房的集中地。明朝嘉靖年间在该处建有关老爷庙，殿顶上设有铁鹳雀两只，随风旋转，以驱鸟雀，故俗称铁老鹳庙。

而报房大多集中在关帝庙周围，巷内报房相继开业的有十几家，聚兴、聚升、聚恒、公兴、洪兴、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同文、天华、信义、连升等，其中聚兴报房开业最早。民国初期，又有一些社会报馆设立于此，因报房较多，故俗称报房胡同。

▲铁鸟胡同曾有“报房胡同”之称

其中，聚兴报房历史最长，在铁鸟胡同8号前后达半个多世纪。最开始，报房多为落魄读书人、秀才等手抄邸报，后因为发行量增大而雇抄刻工人，置有手工印刷设备。报纸发行量最多时可以达到一万份，在京城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聚兴报房除了印刷《京报》，还担任《万国公报》《外交报》等其他报纸的印刷任务。民国十年(1921)，杨啸侯创办的《文艺杂志》就选定聚兴报房作为杂志的发行所。

聚兴报房作为老牌报房，定价贵于其他报房，时常引起摩擦。于是，在光绪三十年，各报房经过协商，统一售价，每本3吊，也就是300文钱。聚兴报房待京报印刷完毕之后，差人送到订阅者家中。北京城内送报的人大多是山东人，身背着一蓝色布报囊，囊上钉有白布，黑字写着“京报”二字。

在当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送报范围，不可越界，否则会引起冲突。距离不同价格也不相同，京城内订报者多为富商或政府官员，都居住在城内，送报则较为便宜，而一些外地官员订报价格则会提高。据了解，在当时北京城内送报为一日一送，通州良乡等地需二日一送，天津需五日，保定需十日，再远的地方一个月也有可能。

京报馆原为革命报人的斗争舞台

宣南报刊之所以比较发达，主要是成本低，销路好。清末民初之际，只有《京话日报》《京报》既有编辑部，又有印刷厂。其他规模较小的报馆都靠委托大报馆或其他社会印刷厂来解决。因而在报馆周边，一批印刷厂应运而生。如《党鉴报》由民立报馆代印，《中国商业联合会报》由文益印刷局代印，《法政日报》由魏染胡同的法轮印字局代印。

魏染胡同有一栋坐东朝西的灰砖两层小楼，外表简洁大方，这就是京报馆的旧址。

▲游客可在京报馆体验传统印刷工艺

穿过大门可直接来到楼后的四合院中，一层原为传达室和负责报纸销售及刊登广告的经营所，二层是编辑部和经理室，编辑部里摆着两张黑色的长桌供编辑们工作。当年，报纸编好后，报样就被送到设在报馆对面的平房院内，那里是属于京报馆的“昭明印刷局”，备有住房、校对室、印刷间、铅字房、铸字炉等20余间房子，报纸在那里完成印刷。出报后，报差将报纸送到北柳巷的报房里，再从报房发给卖报的小贩们。

“京报馆”的门额，落款是“振青题”，这是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的手笔。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浙江东阳人，是我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

▲坐落在京报馆院落中央的邵飘萍雕像

《京报》这份凝聚着邵飘萍心血的大型日报一问世，即体现出敢讲真话的大无畏作风。在题为“本报因何而出世”的发刊词中，邵飘萍写道：“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病民，今则必须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除之！”同一天，他还在编辑部亲手书写了“铁肩辣手”。这取自于明代杨继盛临刑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中的四个字，与报社同仁共勉。

《京报》之所以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报业中名噪一时，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迅速、准确的新闻报道与旗帜鲜明的原则立场，二是经营得法。“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这是邵飘萍常讲的一句话。由于注重依靠社会力量办报，注意经常革新版面，在标题、新闻、评论等方面下功夫。不到一月，《京报》的发行量从300份增至4000份，最高时达6000份。这在当时北京是首屈一指的。报纸除日出两大整张外，还先后出版了《京报副刊》《莽原》等23个副刊。鲁迅就是这些副刊的作者之一。众多名篇，如《灯下漫笔》等杂文、小说在此发表。五四运动前，邵飘萍与毛泽东还有过交往。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京报馆原为革命报人的斗争舞台

京华印书局为强学书局改组而成

报刊是启蒙思想、引导时代潮流的先锋。从西学到变法、从民权到革命，时代潮流的变化与报刊主题息息相关。

“老北京宣南报刊文化”创始之报《万国公报》，带来了维新变法和改革的新思潮，随后的《中外纪闻》登上了清朝政治、政权革命舞台，从此掀起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接着，孙中山同盟会北京的机关报——《国民公报》，在老北京宣南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报纸以整版“天窗”的方式，宣告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从此成为历史。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成立了强学会，这是清朝末期第一个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又称译书局、强学局、强学书局，“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以梁启超主编的报纸《中外纪闻》为会刊，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科学技术，探讨国家强弱的根源，倡导学习西方以图强。

强学会成立不久，便遭到顽固势力的围攻，以御史杨崇伊为首的保守派上书朝廷，弹劾强学书局“植党营私”，会刊《中外纪闻》“贩卖西学”。随后，强学会及会刊《中外纪闻》被查封。但御史胡孚宸认为，作为以讲学为主的学术团体和以译印中外时务新书为主的文化机构，强学书局“有益人才”。于是，他上奏朝廷，建议把强学书局改为官办。这一建议被朝廷采纳，遂下令改为直隶官书局。

▲京华印书局（船楼）为强学书局改组而成

然而，严重的官僚作风妨碍了经营管理，书局业务萎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上海商务印书馆收购，更名为京华印书局。商务印书馆接管京华印书局后，逐步淘汰了木版印刷，全部采用铅印和石印。与此同时，业务空间得以拓展，经营状况大为改观。由于印刷业务的快速发展，京华印书局斥资十万元，在虎坊桥另建新厂房，1918年破土，1920年竣工，这就是位于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北角的白色“船楼”。

《中外纪闻》成为维新事业的发端，梁启超借此论说国事、启迪民智、开创风气，由此带动全国政论报纸的兴起。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对垒长达十余年，报纸成为最主要的武器，由此晚清报业得以大发展。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就评价说：“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讲，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作者们用血的代价以这些报刊为载体进行整治鼓动和宣传的结果。1895年到1911年这个时段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事业的黄金时期。”

在宣南扎堆办报开启民智

北京的报业发展在中国新闻史乃至世界新闻史，都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代报人的创刊办报，吹响了推动中国前进的号角，带来了共产主义新思潮。

在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报纸，就是《每周评论》，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倡议下，《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创办，并在米市胡同设立发行所，《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目的是加强对旧文学、错误思潮的攻击力，同时着手新文学自身的正面理论建设。《每周评论》采取小型报纸的形式，每周日出四开一张，分四版，内设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国内劳动状况、评论之评论、名著等栏目。密切关注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并及时地加以报道和分析。陈独秀在《发刊词》里写道：“《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元旦正好逢出版《每周评论》第二期，李大钊写了一篇《新纪元》社论，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此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论战，在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印刷厂设在今广安门内大街广安西里5号，以承揽市民印刷品为掩护，并通过民信局和铁路局，发往全国各地的《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份报纸。这份报纸是中国共产党1922年9月到1927年7月的政治机关报，为周刊，主编是蔡和森，编辑有高君宇、陈乔年等。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刊《向导周报》对孙中山幻想利用军阀力量、企图从军事投机中取得胜利的错误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指出只有仿效苏联，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才能成功。如1922年11月《向导周报》第9期在《国民运动、革命和革命宣传》一文：“只是时常依靠别的有力分子对它的感情为转移，那些有力分子昨天还是他的朋友，今天能够翻脸，明天或成仇敌。”

▲毛泽东曾在湖南会馆召开驱张大会

在宣南地区诞生并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报刊还有很多，如《京话日报》《大兴日报》《共和民报》《北京日日新闻》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宣南士乡孕育了旧京的报业，为中国的新闻史留下了色彩浓重的一页，为开启民智、促进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字：王金跃 高文瑞 吴迪 刘大伟

图片：姜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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