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歌以言志，然而人各有志，也或许因此歌曲本身展示了歌者的不同灵魂。马勒和丁善德这两位以艺术歌曲作为主要创作体裁的作曲家，通过作品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10月14日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杨洋指挥上海交响乐团联手多位歌唱家和独奏家，实现了这两位的“隔空对歌”。

音乐会以马勒《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小柔板”开启，杨洋的诠释极具人情味，以较大幅度的自由速度划分乐句，让倾诉感更强，平衡了整体情绪的连贯性和重点声部的刻画，发挥了上交色彩细腻丰富、韵律和灵感自由迸发的长处，为整场演出的声音质量设立了范本，也从情绪上，把听众带入马勒看透尘世，却又含情脉脉的复杂心境中去游览一番。

歌唱家袁晨野选择了5首别致的《少年魔号》，冒头的《起床号》扫去之前的悲叹哀愁，让人为之一振，却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马勒站在世纪之交所观察和思考的内容，表达他对现代人类精神荒原的感怀。五首歌曲可谓异彩纷呈，即便不懂诗歌的语言，也能感受到旋律和配器的多彩，如果进一步理解歌词内容，则会发现充满了讽刺和失落感，那是西方文明是否迈向终结的讨论下，艺术家的真实反应。袁晨野的演唱精神抖擞，表情十足，面对较难驾驭的庞大乐团音响和剧场声学效果，也能向观众传递出极强的感染力。

杨洋和乐团的配合十分有分寸，既能照顾到独唱的音量，也在合适的段落展现了马勒的乐队渲染，这一点，也延续到了下半场由黄英演唱的丁善德作品。黄英注重抒情音色的塑造和歌词的表达，舞台表现也和袁晨野一样富有经验。无论是大家熟悉的丁善德改编民歌三首，还是较为艺术化的《滇西诗钞》，都并没有追求气息和音响的量级，你可能需要侧耳倾听，但凝神屏息，那些细节都在这其中。

相比马勒的作品，本场音乐会呈现的丁善德作品基本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无论是《爱人送我向日葵》，还是《滇西诗钞》，都展现了他在法国的求学背景所带来的国际视野，以及深入中国传统民歌素材的强烈意识，让普罗大众在感受国风的同时体验到清新独立的艺术品格，或许这正点出了艺术歌曲的传播价值，即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承载高度和价值。

无论是马勒，还是丁善德，他们的歌曲创作灵感都来自民间：《少年魔号》中浸透了民间传说和史诗的素材，旋律也有浓烈的民间舞蹈歌曲风格，配器则常常让人联想欧洲的街景和日常生活；丁善德改编的民歌则为这些来自百姓日常生活的美好旋律适配了最好的背景，既有还原也有提升。不同之处可能在于情感的放置：丁善德作品的质朴无华、不刻意褒贬抑扬，以及东西音乐语汇的碰撞融合，既是他的艺术人生之写照，也成为了他作为作曲家的独有标志。

音乐会收尾之作是由作曲家邹野改编的《小提琴与大提琴二重协奏曲》，原曲为钢琴三重奏形式，如果你听到那段美丽且富有歌唱性的第二乐章，很难不联想起刚刚由黄英演唱的《想亲娘》以及《滇西诗钞》，这部作品的采风源头正是在云贵地区，音乐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兼容意识同样强烈。独奏家柳鸣和朱琳结合此前演奏过原版的经验，针对协奏版的音响效果和色彩变化进行了调整，现场听来与其说是竞奏，不如说两位与乐团水乳交融，凝成了一首彼此流动唱答的诗篇。

马勒的逝世年正是丁善德的诞生年，两位生活背景截然不同的作曲家，都选择以歌唱抒怀，却拥有各自的艺术立场和展露。这场音乐会的策划无疑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未曾想见的对话，也形象地说明了当今世界的状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下，仍然可以在某个高处进行交流，此后你我互通，也能朝着各自的前程继续奔跑而去。

顾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