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奏曲出现于18世纪后期，是一种为管弦乐队和独奏乐器而写的作品，以独奏和乐队全奏之间的对比为主要特征。《协奏曲谈话》是美国当代音乐学家约瑟夫·科尔曼(Joseph Kerman，1924-2014)的著作，以戏剧视角审视协奏曲，提出了一系列指向协奏曲本质的独创性概念。“把协奏曲中的独奏者与乐队赋予某种角色，阐释之间的交往合作，描述协奏曲各种表现，让专业音乐研究者对协奏曲的认知得以升华，让爱乐者从看热闹变成看门道。”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兼职教授，“俄耳甫斯音乐译丛”主编孙红杰翻译，中译本《协奏曲谈话》近日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协奏曲研究绕不开的经典
作为美国音乐学界杰出的代表学者之一，约瑟夫·科尔曼关注音乐体裁的根本性问题。他的论著也多是对音乐体裁的深度考察，如1956年出版的《作为戏剧的歌剧》探讨歌剧音乐，1962年出版的《伊丽莎白时期的牧歌》聚焦意大利牧歌，1967年出版的《贝多芬四重奏》对贝多芬在四重奏这一体裁中的探索历程和艺术造诣作了批评性解读等。“他每一本涉及体裁的专著都能帮助读者识破一种体裁的要义，洞穿品鉴同类作品的门道，在读者头脑中产生触类旁通的启迪效果。”孙红杰说。
《协奏曲谈话》是协奏曲体裁研究绕不开的经典著作。“它从协奏曲的戏剧性切入，通过一系列富于启发的理论阐述和鞭辟入里的音乐分析，让有心的音乐读者和爱乐者认识协奏曲的体裁本质和艺术诉求，可谓是领略协奏曲堂奥的必读之书。”哈尔滨音乐学院院长杨燕迪评价。2009年，孙红杰即着手翻译该书，“科尔曼富于文采，他的语言很有魅力，反复阅读原著让人陶醉其中，深刻感觉到读透这本书就理解了协奏曲的妙趣。翻译不仅要准确传神，口吻拿捏到位，还要为读者预设良好的阅读节奏。”
“协奏曲是炫技性器乐独奏音乐的典型代表，也是更适合彰显独奏者表演风采的体裁。”孙红杰为中译本撰写2万余字的后记，在文中就协奏曲表演问题展开讨论，借鉴其他音乐史学家、批评家、表演家的观点延伸出五个论题，分别是：协奏曲创作对表演实践的深度依赖性，古典协奏曲表演中的历史常规，古典协奏曲华彩段的美学意义和演奏建议，古典协奏曲表演中历史维度、现时温度与自我风度的融合，以及协奏曲独奏家在表演中的角色意识和临场表现。
协奏曲由谁先开始
《协奏曲谈话》源自科尔曼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坛的演讲。诺顿讲坛设立于1907年，涉及音乐或艺术论题，面向高校的非专业听众，具有精深的学术品质、独到的艺术见解和深广的人文关怀。科尔曼将自己的演讲形容为一系列“谈话”，与协奏曲中音乐式的谈话相呼应。讲坛上，他穿插播放唱片和影像，并在钢琴上弹奏示例，与听众分享其对协奏曲的观察体会。
作者将讲稿整理成书，尽量不多改变讲座的原始风貌。全书共六讲，包括“开场或出场方式”“专有特性、极对性”“互应性、角色感、多种关系”“炫技与实力”“协奏曲织体中的弥散效应”与“结尾的寓意”。第一讲“开场或出场方式”从科尔曼第一次现场聆听协奏曲谈起。13岁的科尔曼坐在高处观众席，看到拉赫玛尼诺夫与亨利·伍德走上舞台，一个坐到钢琴前，一个站到乐队前。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即将奏响的时刻，科尔曼心里升起一个问题：“谁先开始？”只听独奏率先出场，像是个引子引出乐队，拉赫玛尼诺夫一边让乐队演奏旋律，一边让钢琴保持暗涌般的音型，衬托着旋律声部低沉的管弦乐音响以及它所暗示的忧闷情绪。
一部协奏曲由谁先出场、如何出场，也是作曲家写作时面对的首要问题。科尔曼在第一讲举例了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等引子式开场之后，介绍了更为常见的开门见山式开场。比如，勋伯格《钢琴协奏曲》、贝多芬《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等的独奏直接奏着旋律的开场。最后，他将出场方式归纳为互应式出场和极对式出场，前者指独奏与乐队以相同或相似素材出场，后者则是以不同素材出场。“协奏曲的开场或出场方式之所以有趣，并不仅仅是因为存在各种奇妙的案例。有时，独奏的出场不仅能对接下来的音乐起到发动的作用，还会对它作出预示和推进。”科尔曼认为独奏的基本功能是展示响亮而快速的演奏。
不必为真正的炫技抱歉
炫技，常被认为仅仅是精湛技巧的展示。“但实际上除了执行技巧，表演者也可以在其他方面有精彩绝伦的表现。”在第四讲“炫技与实力”中，科尔曼指出，不地道的炫技不能带给人以审美上的体验，而地道的炫技则教人看之不够，不必为真正的炫技抱以歉意。“没有炫技的协奏曲会辜负这一体裁的名义，这样的协奏曲只能被称作一首包含了独奏声部的交响曲。”科尔曼总结了独奏家应具备的三方面能力，即技艺精湛，擅于模拟以及能在即兴表达时自主驾驭。其中，技艺精湛意味着要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冒险姿态去表演极限性的技巧；擅于模拟，包括模拟自然音响、其他乐器等；自主驾驭体现在即兴地演奏大量具有一定篇幅的草稿式音乐，不被既有的旋律线所束缚。“自主驾驭能力最应当引起协奏曲表演者的注意。”孙红杰认为，自主驾驭包含三项重要品质，即基于娴熟技巧的从容感、基于丰富想象的创造性、基于充分理解作曲家意图的生命力。
谈论协奏曲时，科尔曼将所有见解统一在“戏剧性”这一语境中。他在书中讨论了协奏曲的角色特性、角色关系、情节、开场、收场等话题，使用了悲剧、喜剧、主人公、冲突、和解等一系列戏剧批评术语;把协奏曲的独奏与乐队描述成具体的角色，比如，偷听者、挑逗者、幸存者、牺牲者、哀悼者、哭泣者等。“在我年轻时，这种类比或隐喻在音乐学术研究中是被禁止的。正襟危坐者会贬称这种话语‘不可救药’‘毫无意义’。”科尔曼希望用新的比喻性概念，发展一种用于谈论协奏曲内各种关系的批评话语。
“以戏剧视角审视协奏曲，让演讲更有亲和力，也更容易理解。”孙红杰建议读者以此书为原点延伸阅读，进一步了解协奏曲这一体裁，如他曾围绕协奏曲撰写的《协奏曲的人文情怀：从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谈起》《试论协奏曲在中国经历的‘本土化’转型：以琵琶作品为例管窥民乐协奏曲的六个创作倾向》等。
卢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