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这样评价一位中国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历史浅薄的美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伟人。这个人就是中国人民无比爱戴的周恩来总理。20世纪初叶，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时局跌宕起伏。周恩来抱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后经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又远赴欧洲勤工俭学，考察鉴别各种社会思潮，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实践者。

觉悟社里启觉悟

涅瓦河畔，“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打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炮。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密切关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都是周恩来经常阅读的书刊，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更成为他的案头卷。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感慨地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浪潮此起彼伏。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回国后即以南开学校校友身份参加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

1919年8月，山东发生了反动军阀马良枪杀爱国回民的惨案，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天津各界代表赴京请愿，要求严惩马良以平民愤，结果遭到北洋军阀政府军警逮捕。周恩来冷静分析形势，让大家不要惊慌紧张，按照计划行事。为了营救被捕代表，他和天津五六百名学生一起赴京，连日在新华门总统府门外露宿请愿。在全国各地的声援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请愿代表，斗争取得胜利。

9月2日，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人从北京返回天津。在列车上，他们热烈讨论着天津青年爱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当时，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参加同一个团体的活动。郭隆真和张若名建议，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要与以男生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合作起来，发挥学生运动的领导作用。周恩来一边听大家的议论，一边静静地思索，渐渐有了一个设想。他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这两个团体中选出骨干分子，组成更严密的团体，创办一个宣传刊物，开展科学和新思潮研究，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好。就这样，成立觉悟社的想法在这趟火车里酝酿成熟了。

经过十几天的筹备，9月16日，觉悟社在南开区东南角草厂庵胡同41号诞生，男社员有周恩来、马骏、谌志笃、谌小岑等10人，女社员有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张若名等10人。觉悟社作为天津最早传播新思潮的团体，如同在海河之滨燃起一把驱散黑暗的火炬。

经过征询意见，周恩来在觉悟社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一个方案：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批评社会生活，介绍名人言论，传播世界新思潮，用白话文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社员比较年轻，革命热情高，但还没有形成一定的信仰，很有必要请各界名人启迪开导、答疑解惑。周恩来提议先邀请李大钊来天津演讲。

觉悟社成立后第5天，李大钊应邀来到天津。在狭小简陋的屋子里，社员们围坐在李大钊身旁，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宗旨，表示要向北京同人学习。李大钊兴致勃勃地询问同学们参加请愿活动的详细情况，对觉悟社打破几千年封建隔阂，把男女同学中的骨干分子组织起来的做法十分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对他们准备出版刊物《觉悟》表示大力支持。他还讲到，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革命取得成功，这是“庶民的胜利”，建议社员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勉励大家注意研究世界革命新思潮。

李大钊这次天津之行，为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点亮了心灯。周恩来及时找来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并围绕“白话文学”“学生的根本觉悟”“工读主义”“妇女解放”等专题，分组开展讨论研究。这是觉悟社社员第一次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积极引导大家参加爱国斗争实践，推动天津反帝爱国运动发展。9月30日，周恩来、郭隆真等人响应全国学联的号召，准备第二次赴京请愿，要求惩办反动军阀马良。周恩来带领慰问队冲破军警层层阻拦，将通讯员的采访速记编成稿件，发送给天津报馆。当请愿代表被捕后，周恩来与全国学联负责人商定，京津两地同时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10月10日，天津各界人士四五万人举行国民大会，周恩来、邓颖超等人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痛斥反动政府剥夺民权、镇压爱国群众运动的罪行。天津警察厅厅长惊恐万分，慌忙派警察破坏会场，殴打学生。周恩来带领大家奋起抗争，与他人合作撰写《目击记》，署名“湖南李宁二”，将反动军警镇压国民大会的经过公之于众，希望中国能出现第二个列宁。

觉悟社的各种活动，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北京《晨报》将它誉为“天津的小明星”，“该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他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叫做觉悟社”。

陶然亭里话主义

经过4个多月的筹备，1920年1月20日，《觉悟》杂志正式出版发行，周恩来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觉悟》《觉悟宣言》《有什么分别》等文章。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继续迫害、镇压爱国学生，形势险恶，社员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为了保护社员的安全，周恩来建议不用真实姓名发表文章，而用数字代替，大家便用抽签方式决定了自己的数字。周恩来抓了个5号，取谐音“伍豪”。

山雨欲来风满楼。3天后，天津学生联合会调查员在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人毒打。各界代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当局非但不惩办凶手，反而殴打学生，逮捕请愿代表马骏、马千里等人，并将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一律查封，宣布其为非法团体，禁止开展集会、结社等活动。

天津学生五六千人齐聚南开学校门前，举行声讨大会，一致推选周恩来为总指挥，到直隶省公署再次请愿。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周恩来、郭隆真等4名请愿代表不顾阻挠，强行进入省公署，要求面见省长，结果却遭到逮捕。

在狱中，周恩来和狱友们商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晚上举行全体会议，每周一、三、五晚上还举办讲演会，介绍新思潮。周恩来、马千里等3人还被推举组织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活动就这样开展起来了。周恩来热情参与各项学习活动，围绕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生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史、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论》，先后5次为狱友们讲解马克思主义。他还将狱中斗争情况记录下来，编成《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

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下，反动当局被迫于当年7月释放所有请愿代表。重获自由的周恩来，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后来，他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周恩来返回觉悟社，立即组织召开觉悟社年会。会上，他总结了过去一年多来青年学生和全国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把全国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而当时的社会团体形形色色，立场复杂，必须先加以改造。

会后，周恩来等11人来到北京大学，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很赞同周恩来的看法，建议以觉悟社的名义先召集北京进步青年团体召开座谈会，讨论联合问题，并列出一份团体名单。

8月16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在北京的陶然亭公园举行座谈会，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问题。与会代表环亭而坐，品茗畅叙。邓颖超首先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近年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接着阐述觉悟社提出的“联合改造”主张，倡议与会团体联合起来，共同开展斗争，挽救中国，改造社会。李大钊、张申府等人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代表参加会议。李大钊对觉悟社表示感谢，指出各团体联合起来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这样，内部才能团结一致。他望着大家说：希望你们到劳工中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因为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大家兴致勃勃，决定由各参会团体分别推选3名代表继续讨论联络问题。8月18日午后，李大钊、周恩来等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联络筹备会，他们商议成立一个新组织，名叫“改造联合”，负责联合各地进步团体，分工合作，实现社会改造，并推选张申府拟订《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响亮口号。

实现社会改造不可能一蹴而就，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导。那时，国内正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早在狱中就有了赴欧洲求学的想法，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李大钊的意见，他最后决定：到法国去！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