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变的历史前夜，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两次来到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迈出确定人生理想的关键一步。他几经比较和选择，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转变。

筹备潇湘学子留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缘于筹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在北京成立华法教育会，组织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吸引了一大批致力于救国图强的进步青年。

1918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合影。四排右二为毛泽东。

1918年6月，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收到北大教授杨昌济关于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新民学会专门开会讨论此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条出路，“应尽力进行”，并派蔡和森去北京打前站。蔡和森到京后各方联络，拜访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两次写信催毛泽东邀集志愿留法者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8月19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位潇湘学子来到北京。他和蔡和森住在恩师杨昌济位于豆腐池胡同9号的家里。杨昌济此前任教于湖南一师，非常欣赏毛、蔡二人，常在家中热情招待他们。这次师生重逢，喜不自胜，相谈甚欢。

北京东城区豆腐池胡同15号（原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故居。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古老的宫墙、秀丽的后海、幽深的胡同、飞翔的鸽子，古都的一切，都让毛泽东感到新奇和兴奋。

同来的潇湘学子有的住会馆，有的住亲朋家中，往来相聚，颇费周折。不久，毛泽东便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罗学瓒等8人，在距北大不远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东夹道7号，租下3间民房，“隆然高炕，大被同眠”。18年后，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经杨昌济帮助，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陈绍休、陈焜甫、罗章龙、罗学瓒、欧阳玉山租住吉安东夹道7号（今吉安所左巷8号），在这个小院的3间北房中住了六七个月。

由于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华法教育会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办了留法预备班，接纳一时无法赴法的各地青年学子。在此期间，毛泽东精心起草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四处奔走。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他的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

在毛泽东主持下，湖南青年留法一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青年1700多人，湖南有430多人，人数位居全国前列。

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能入读北大，一同来京的罗章龙已考进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报考。这或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或许跟毛泽东一向推崇自学有关，还可能与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有关，中等师范毕业生需服务几年才能报考大学。

无论上不上大学，只要留在北京，就得解决生计问题。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新闻报纸阅览室担任助理员，每月8块大洋，解决了后顾之忧。

北大人文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中心，各种思想学说争奇斗艳，毛泽东广泛阅读各种新书刊，眼界大开。在这里，他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邵飘萍等知名人士，并得到他们的帮助。蔡元培、陶孟和、胡适曾分别在北大红楼，与毛泽东组织的十几名新民学会会员座谈，主要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邵飘萍更是古道热肠，在家多次与他热情交谈，还给予资助。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邵飘萍与青年毛泽东分享社会主义资料。

毛泽东积极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新闻学研究会由校长蔡元培、《京报》社长邵飘萍于1918年10月发起成立，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于1919年1月发起成立。在这里，他认识了邓中夏、谭平山、陈公博、张国焘等北大学子，与邓中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9年2月19日，红楼第34教室，新闻学研究会正在举行改组大会。会场气氛热烈，会长蔡元培发出热情号召：加强学理研究，注重新闻实践，推动中国新闻事业大发展。毛泽东坐在一角静静聆听，心中澎湃不已。蔡元培的话激荡着他年轻的心，他憧憬着中国新闻事业的未来，决定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毛泽东工作过的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

毛泽东在红楼听了半年新闻课程，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讲授的新闻学原理，著名报人邵飘萍讲授的办报经验，使他受益匪浅。邵飘萍讲到，“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最重要的是“确实”，要摒除偏见、尊重事实，这些对他启发很大。不久，他回湘创办《湘江评论》，被胡适誉为北京《每周评论》的“小兄弟”，称其“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

3月12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返回湖南。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部分湖南青年结束了半年预备班学习，准备启程出洋。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送别他们。

毛泽东是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自己却没走出国门。个中缘由，他曾跟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说起：“看译本比原本快迅得多”；“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应“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显而易见，青年毛泽东的想法是扎根“‘中国’这个地盘”，他也是这么做的。这次在北京，他曾两次去长辛店机车厂搞调査研究。当然，毛泽东也不排斥留学，在这之前他曾想过留学日本，之后还想去苏俄留学，只是限于种种现实原因未能实现。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风云人物》，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