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发展是多线条、不断扬弃的过程。启发他思考富国救民的第一本书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赞同郑观应提出社会要改良的主张。1910年，他在表兄文运昌那里读到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开始崇拜康有为、梁启超。新文化运动时，受《新青年》影响，胡适和陈独秀成了他的“楷模”。当时，西方的各种学说思潮传入中国，对广大青年产生强烈冲击。

毛泽东曾回忆，来北京以前，“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第一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从文化层面更多地转向政治层面，“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1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公园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跟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受新村主义影响，试图以“新村”典型示范的方式改造社会。1918年6月毕业时，毛泽东与蔡和森等曾打算在岳麓山下筹建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后因来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中断。在北京时，他与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北大学生朱谦之谈得颇为投机，进一步了解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回到湖南后，他草拟了一份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在1919年12月的《湖南教育月刊》。

然而，现实政治打断了他的“新村”梦想。《湘江评论》仅出4期就被当局查封，湖南省学联也被强行解散，毛泽东不得不面对驱张运动这场实际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斗争，第二次进京的他，对新村式改良道路开始产生怀疑。1920年2月，他参观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后给友人写信说：“感到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的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

《湘江评论》印刷处旧址：长沙市芙蓉区白果园33号公馆。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创办并亲自主编的第一个正式报纸，是五四时期以湖南学生联合会名义在长沙出版发行的一张四开四版小型报纸，每周一张。自1919年7月14日创刊号问世至8月被军阀张敬尧查封，共出版发行四号与临时增刊第一号。

毛泽东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他向李大钊请教，讨论赴俄勤工俭学和“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他甚至劝何叔衡别去法国勤工俭学，应改去俄国。他还与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密切交流，认真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16年后，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福佑寺看望毛泽东，在毛泽东工作的长香案右侧，他看到了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其中就有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的油印本《共产党宣言》全文。

3月10日，毛泽东在黎锦熙住处谈到深夜，针对当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讨论究竟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两人一致认为：应从“根本解决”下手。这正是毛泽东这一时期所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初步认定马克思主义，随之而来的是向其他主义彻底告别。

5月5日，毛泽东来到上海。不久，他和彭璜、张文亮等新民学会会员，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试验工读互助生活。毛泽东承担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

安义路63号（原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的1920年毛泽东旧居

此时的毛泽东，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实践经验，都已成熟了许多。他很快察觉到这种团体生活难以克服的弊端，便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

在思想形成的关键时刻，1920年6月，毛泽东与陈独秀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后来，他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7月初，毛泽东回到湖南，热火朝天地创办文化书社、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时，一个试验地方自治的“机会”来临了。22日，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正在韶山的毛泽东马上赶到长沙，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发表十几篇文章，为地方自治鼓与呼。

其实，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是想把“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搞混，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自己这些湘籍政客开路。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名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谭延闿接下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却在事后拒绝了所有请求。11月下旬，赵恒惕取代谭延闿，完全撕下开明的伪装，动用军警制造高压恐怖气氛，这场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自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现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11月25日、26日，他在写给罗学瓒、向警予、李思安、罗章龙等人的信中，诉说自己的心情和思考：“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湖南自治运动的海市蜃楼，让毛泽东彻底放弃了改良主义。此前，蔡和森分别于8月、9月从法国两次给他写信，提出要组织共产党的主张。11月，深思熟虑的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话：要开始“从事与根本改造之计划于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同期，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

1920年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纷纷建立。图为反映毛泽东同志等在湖南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美术作品。

毛泽东几经艰辛探索，终于告别歧路彷徨，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完成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変。正如他在1920年12月1日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所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得出的结论。

当毛泽东第三次踏上北京这片热土，已是1949年3月25日。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史使命，成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留下一段“三十一年还旧国”的传奇佳话。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风云人物》，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