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前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里“取消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标语格外醒目，“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口号响彻天际，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席卷华夏大地，汇聚成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呼唤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一）

1918年11月11日，德国向协约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国内上下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喜悦之中，古老沉寂的北京也笼罩着一派喜庆气氛。

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派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5位代表参加巴黎和会。满怀期望赶到巴黎的中国代表，向会议报送提案，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归还租借地等7项希望。后来，在中国留欧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又呈交取消中日协约（即“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

4月16日，美、英、法、意、日5国首脑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提出山东由五国共管，等山东开埠后，再交给中国。日本代表则坚持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社会各界对此难以接受，全国和平期成会联合会致电中国代表团：“青岛问题，本会曾电请由德直接交还，刻据报载暂归五国管理，再交中国，我国民誓不承认，务恳坚持到底。”

4月30日，和会议定和约草案，规定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放弃以让日本”。这是对中国的极大侮辱！5月2日，北京《晨报》发表林长民的署名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文章写道：“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文在社会各界引起轩然大波。

时刻关注这一事件进展的蔡元培立即召集北大学生班长和社团负责人开会，告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让学生们难以置信，继而发出连珠炮般的怒吼：不是说公理战胜强权了吗？这是什么和会？我们必须立即请愿，阻止政府在协议上签字！大家决定联合北京大专院校采取集体行动，全力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在协议上签字，并定于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召开全体学生集会，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

5月3日晚上7时，北大学生和其他十几所高校的1000多名学生，汇聚到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集会。与会者踊跃发言，慷慨激昂，有人当场咬破手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会上做出四项决定：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

（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

（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大会结束已是深夜11时了。学生们连夜筹备，赶制白布小旗，书写标语。各代表分头到各学校接洽。5月4日上午，北大学生又联络部分前一天未来开会的其他学校代表，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召开会议，通报游行计划，商讨具体集会事宜。一切准备就绪，一场革命的疾风暴雨即将来临。

（二）

5月4日下午1时半，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等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他们多数身着长衫，手持旗子，上书“取消二十一条”“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标语。有的标语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有的旗子上画着漫画。北京高师学生张润芝连夜书写了一副丈余长的白布长联，和其他几位学生一起用大竹竿撑着扛在肩上，格外引人注目。上联是“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下联是“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署款“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

抗议集会上，北大学生段锡朋被推举为集会主席、傅斯年为游行总指挥。学生们振臂高呼口号，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集会宣读并通过了许德珩撰写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学生们向围观的市民宣传游行示威目的，并分发罗家伦用白话文写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天安门前集会后，有代表提议先去各国使馆游行示威和交涉，再到总统府请愿，大家高呼赞同。游行队伍沿御道南出中华门，穿过棋盘街，来到东交民巷的外国驻华使馆区，遭到巡捕极力阻拦，声称没有大总统的同意不许进入。学生推举许德珩、罗家伦等4人为代表，赴美、英、法等国使馆请愿谈判各使馆均不予接见。怒火万丈的学生在使馆界等候两小时之久，有人提议到亲日派官员交通总长曹汝霖家讨个说法，立即得到大家响应。于是，长长的游行队伍，折而向北，奔向赵家楼胡同的曹宅。

学生们来到曹宅门前，只见大门紧闭，4座大门均有警察把守。学生们在墙外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并将手中标语和旗帜扔进院里。愤怒的学生撞击大门时，警察上前阻拦，双方发生争执。

这时，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看到院墙高处有一扇镶着玻璃的小窗，立即冲了过去。练过武术、臂力过人的匡互生踩在周予同等两名同学肩上，用拳头砸碎玻璃，跳进院内。接着，又有四五名同学进入院内。他们冲破院内警察的阻拦，打开了大门。

学生们潮水一般涌进曹宅。刚从总统府回来，正在家中会客的曹汝霖，急忙躲进两个卧室之间的暗室。在此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则被用人藏进又小又黑的地下锅炉房。学生们穿过花园进入内厅，四处搜寻不见曹汝霖踪影，情绪愈加激愤。为给曹汝霖一个教训，几个学生跑到汽车房，弄出汽油浇到书房里，准备放火烧曹宅。有的学生担心酿成祸端，上前劝阻。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匡互生拿出火柴说：“出了事我负责。”随即用报纸引燃了汽油，史称“火烧赵家楼”。

火势渐起之际，一个穿礼服的人忽然蹿出来，学生们以为是曹汝霖，立即追上去。有人认出来，大声喊道：“这就是章宗祥！”学生们纷纷围上去，厉声责问：“你是章公使吗？你是东洋人还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甘心卖国，愿意做日本的奴才？”章宗祥闭口不答。学生们气愤至极，一阵拳脚，把章宗祥打倒在地。在场的日本记者中江丑吉闻声上前推开学生，扶起章宗祥，穿过后门，逃至附近“东祥成”油盐杂货铺，尾追而来的学生对他们又是一顿痛打。

随着火势越来越大，大部分学生撤离了曹宅，只有少数学生继续搜寻曹汝霖。很快，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泰率大批军警赶到曹宅，一边救火，一边抓捕学生。许德珩等32名学生被捕，其中有北大学生19人。

（三）

5月4日晚，各校学生召开大会，商量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第二天，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召开会议，决定自即日起各高校学生全体罢课，并通电社会各界请求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十几所学校的校长组成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集体去见大总统、总理、教育总长以及警察总监，要求释放学生。全国社会舆论也站在学生一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和约签字的电报雪片般飞到北京，就连国会的一些议员，也表示要弹劾政府。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北洋军阀政府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却将责任归咎于北大校长蔡元培，逼迫其辞职离京。

蔡元培辞职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各校师生掀起挽留蔡元培的斗争，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为挽留蔡元培纷纷提出辞呈。

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北洋军阀政府决定蔡元培继续留任。与此同时，北洋军阀政府还下达命令：留用曹汝霖等人、镇压学生运动。这一倒行逆施的行径再次激怒广大师生，5月17、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连续开会，决定19日起全体罢课。

5月19日，北京两三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并组织时事演讲团。他们10人一组，号称“十人团”，上街宣讲青岛问题和中国政治形势，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无耻行径，受到广大民众支持和声援。北京学生界还联合商界成立了国货维持会，提倡使用国货。活动迅速波及全国，上海、杭州、武汉等地都举行了规模超过万人的集会，天津、南京、重庆、济南、太原等地学生相继宣告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学生的爱国行动赢得全社会的普遍支持，也引起北洋军阀政府和外国列强的极度恐慌。6月1日，北洋军阀政府以大总统名义接连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难道卖国有功、爱国有罪吗？学生们抑制不住满腔愤怒，决定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誓言被捕就加倍出击，直到反动军警把全体学生都捕完。6月3日，2000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开展大规模的演讲活动，慷慨激昂地向民众宣传救国、救山东的道理，在场的民众拍手叫好，170多名学生当天被军警逮捕。学生并没有在军警的暴力下屈服，第二天，4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700多人被捕。由于抓捕学生太多，北京大学法科和理科校舍一度被北洋军阀政府征用为临时“监狱”。

大批爱国学生被捕后，社会各界纷纷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于6月4日通电：“等学生于匪徒，以校舍为囹圄。蹂躏教育，破坏司法，国家前途，何堪设想！”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女学界联合会、留日学生代表团等团体，纷纷派代表前往北大法科和理科校舍慰问被拘留的学生。

声援学生运动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6月5日起，上海爆发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联合行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罢工、罢课、罢市浪潮波及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革命洪流。

波澜壮阔的爱国浪潮让北洋军阀政府惊慌失措。6月10日，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中华汇业银行总理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未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文作者：黄迎风、刘慧、邹小艳、张宁、方东杰，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旧址群故事》，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