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2005）：昵称艾培，波兰犹太人（后加入中国国籍），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记者、作家。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赴美，积极参加反对美国当局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

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创办《中国建设》（后更名为《今日中国》），先后任执行编辑、总编辑、名誉总编辑，撰写编辑了大量关于中国发展的新闻报道和文章。他十分关注北京建设，曾参与十三陵水库建设，建言胡同文化保护等。

历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副主席等职。第六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主要著作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西藏的转变》《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等。2005年在北京病逝。

1951年盛夏的一天，火车缓缓驶进前门车站，一对外国夫妇提着皮箱从车上走下来。站台上等候多时的人们赶忙迎上前去，接站人恭敬地递给男士一张名片。他低头一看，名片上写着4个大字：欢迎回家！字迹苍劲有力，又那么熟悉。他一眼便认出，这是宋庆龄的笔迹。亲切的语句，让刚刚下车的男士倍感温暖。他便是爱泼斯坦。

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的爱泼斯坦之墓（刘岳 摄）

心系中国建设

1915年，爱泼斯坦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里。父母是社会主义者。因反对沙皇统治，一家人被迫长期漂泊。自从2岁那年被父母带到中国，他便与这块土地结下深深的缘分。

20世纪30年代初，爱泼斯坦开始新闻记者生涯，后因任职《北平时事日报》，落脚北平。在这里，他目睹了一二·九运动，认识了很多同情和支持爱国青年的外国人，更同埃德加·斯诺结为好友，成为《西行漫记》手稿的最初阅读者。

“我在北京的居留使我开始了一生中一次关键性的转变，原来我只写一些关于那个蚕茧似的租界内外国人社区的，也是供他们阅读的无关紧要的东西，现在我转而写作以中国为主题的东西，供更广大的读者群阅读，包括海外读者和中国读者。”从此，中国成为爱泼斯坦写作的唯一主题。

1937年7月7日夜，正在香山卧佛寺度假的爱泼斯坦听到了卢沟桥畔的隆隆炮声。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成为一名战地记者，经常奔波在抗战前线。他以笔为枪，创作《人民之战》，用26万字笔墨记录了中国抗战前两年的情况。该书1939年在伦敦出版，对唤起世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1944年夏，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所见所闻，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在给妻子邱茉莉的信中，他写道：“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爱泼斯坦任纽约《联合劳动新闻》主编，但仍十分关注中国情况，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951年，他接到宋庆龄的邀请信，请他到正在筹办的英文外宣期刊《中国建设》工作。爱泼斯坦非常高兴，很快结束了在美国的工作，启程重返中国。

一到北京，他便对这本外宣刊物投入了极大热情。杂志创办之初，没有办公室，不得不到公园里讨论工作，杂志创刊号的栏目选题就是在公园长凳上确定的。后来，编辑部设在大草厂胡同16号。爱泼斯坦和同事一起加班加点写稿，度过许多不眠之夜，只在午夜吃夜宵时，才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大家亲切地称他“艾培”。由于条件所限，《中国建设》早期在北京编辑、在上海印刷。为保证清样不出差错，他每期必去上海，往返一次就得在火车上熬4天4夜。

作为一本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如何做好报道？爱泼斯坦常讲：“做好对外宣传，要多替读者着想。”在一次业务座谈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外国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外国人，我们中国人对外国人来说也是外国人。我们要设身处地替外国读者着想，下决心使我们的报道能使外国读者明了。”他告诉年轻记者：“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第一，报道应该是准确的；第二，应该是读者喜欢看的。”这些原则也塑造了《中国建设》的性格和特色。杂志撰稿人多是民族文化代表人物，如戏剧界的梅兰芳、古生物学界的裴文中、宗教界的赵朴初等。每期重点选题主要考虑外国读者对中国感兴趣的问题，如“孔子与中国文化”“丝绸之路的今昔”等。还有一期以“中国人的一天”为主题，记载了从老人到小孩的一日生活。这期杂志一经刊印，便收到大量读者来信。

惦念中国对外宣传，让世界了解中国，几乎成了爱泼斯坦的习惯。1995年4月20日，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为爱泼斯坦80寿辰举行的祝寿会，称赞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国际宣传与对外传播事业”。他答谢说：“我多年来一直在对外宣传战线工作，我想就对外宣传工作谈一点想法，供大家评论和参考。”没有更多的客套话，直言问题和建议。如此别样的答谢词，语惊四座。

精益求精是爱泼斯坦的“职业病”。《中国建设》英文版付印前，同事们最怕爱泼斯坦看清样。因为谁都知道，无论什么稿子，只要经过他的手，几乎没有不改的，有时甚至改成一张“大花脸”。这些改动往往会招来印刷厂一大堆意见，但不得不承认他谈起中国很多事情，往往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中国人，改得也确实好。

1990年，《中国建设》更名为《今日中国》。如今，该杂志已拥有10个印刷版和6个网络版，成为以中国改革发展、人民生活和对外关系为主要内容，及时全面介绍当代中国的权威社科期刊。

挥汗十三陵水库工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决定在昌平东沙河上游、毗邻十三陵的地方修建水库，以解决灌溉和防洪问题。1958年初，十三陵水库修建工程启动，并计划在当年雨季来临前建好。一声令下，京郊农民、解放军官兵、机关 人员、教师和学生纷纷投入到水库建设之中。

5月起，水库建设进入攻坚期，更多人涌向施工现场。爱泼斯坦也不例外，和同事一道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修建。他所在的小组属文化部系统， 小组里既有岁数很大的部级干部，也有作家、记者、行政人员，还有司机、清洁工人等。在爱泼斯坦之前，妻子邱茉莉已经到水库工地劳动。53岁的她腰上别着毛巾，与比自己小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一起干活。因为干得好，她还被评为了模范建设者。这让爱泼斯坦很羡慕，因为他参加了半个月的水库劳动，却只得了“及格”。

爱泼斯坦随修建大军住在帐篷里，吃的是窝头就咸菜，干的是纯体力活。这对他来讲，确实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他和大家一样，从旧河床里挖沙石，再用扁担把装满泥土的篮子往山上挑，用双手把装满石块的小车往山坡上推。一天下来，浑身酸疼，能在木板床上躺一躺就是最大的享受。活儿很累，他的心情却很愉快。

后来，爱泼斯坦又被派到附近农村帮老乡种白薯。天旱少雨，薯苗种不下去，他们便拿着自己用的脸盆，到半里外的水塘里取水，倒进挖好的小坑里。和干部、工人、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唱歌，爱泼斯坦感到无比幸 福：“我们被一种同样的精神所感召，自愿、积极、热情地投入水库建设，我们流的汗水，把我们跟新中国的基本建设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经过40万人160天日夜奋战，十三陵水库在1958年6月30日竣工。看着建成的水库碧波荡漾，爱泼斯坦觉得自己永远是这块土地上的一分子了。

建言北京发展

改革开放后，北京的对外交往更多了。晚年的爱泼斯坦将注意力放到了公共英语的社会应用问题上。他认为，社会上英文使用差错很多，电视、 报刊、出版物上都能见到。一次，爱泼斯坦从朋友那里听说北京一家报纸 的英文栏目，把“孔雀开屏”译成“孔雀展翅”（spread wings）。他立刻站了起来，大声回应：“No，not wings！Tails！（不是翅膀，是尾巴！）”北京一家出版社也闹过笑话，把地图的“防伪证书”译成Certificate of Defending Fake（保伪证书）。虽然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可以让爱泼斯坦放松一下，但他心里更多了一份沉重。他很认真地向朋友推荐琼·平卡姆（Joan Pinkham）写的《中式英语之鉴》，希望更多人重视公共英语使用的规范问题。

为促进公共英语的规范应用，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他选择用“clinic”（门诊部）这个词，呼吁建立专门的语言规范应用综合治理机构，对社会公共环境的英语使用进行监督和指导。

北京胡同经历几个朝代，形状宽窄、长短、曲直不一，文化底蕴深厚。爱泼斯坦对北京胡同地名文化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北京的建筑和城市格局在深度和广度上再现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

2004年初，中国地名研究所制定了开展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的科研计划，希望爱泼斯坦出任学术顾问。1月16日下午，研究所负责人和一些工作人 员来到他家。虽然是午后，但这位年近九旬的老者面色红润，思维敏捷。他认真听了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和地名书画展的介绍，当即表示：“做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很有意义，我坚决支持你们。书画展开幕时，我坐轮椅也要去。”

爱泼斯坦对北京地名的研究之深出人意料，他说：“北京是世界上有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新起名要考虑继承传统地名文化的风格，要考虑原地名文脉的延续。二环、三环、四环，这些是外国的地名风格。二环是沿古城 墙走的，如果叫‘城环路’或‘环城路’，就会使人走在路上，想到这里是古城墙遗址，文脉就能得到些延续。”到访的工作人员没有想到，和爱泼斯坦的初次见面收获就很大。

2005年4月30日下午，地名研究所几位同志拿着起草好的工作方案，再次敲开了爱泼斯坦的家门。看到他们，老先生非常高兴。他愉快地听着汇报，满意地点点头。研究所的同志告诉他：“社会上，对古城起名要继承传统的起名风格，并注意继承文脉的观点，很赞同。”爱泼斯坦却摇摇头，谦虚地说：“要多听听历史、地理、建筑文物等方面专家们的意见。国际上有一些朋友非常喜欢北京，对北京古城有研究，多听一听他们的意见，老北京的建筑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北京胡同地名有特点，再不能拆了，要研究抢救办法，要保护。”

地名研究所的同志这次还带来几本《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请爱泼斯坦签字盖章，以赠送志愿者。“书，要赠送给有志于地名文化事业和为此作出贡献的人们！”爱泼斯坦一边在书上签字，一边同来访者聊着老北京。那天，他笑得非常灿烂，眼睛里透出希望的光。

26天后，爱泼斯坦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翻开他的回忆录，爱泼斯坦为自己的人生写下这样的注解：“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 何事情比我亲身经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