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北部山区门头沟斋堂镇的永定河畔，屹立着一座古朴浑厚的边塞古城——沿河城。沿河城历史悠久，从明代开始就成为边塞军事重镇。宋、金、元、明数代，来自北方部族的侵扰不断，中原与北方部族虽有太行山和燕山山脉的阻隔，起到了一些天然防御作用，但山脉间的峡谷沟壑，却成为来去通道。为了巩固帝都西北部的军事防御，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此建立守备公署，明万历六年（1578年）建沿河城城池。自此，在北通居庸关、南达紫荆关的内长城链上，沿河城这座军事城堡镇守着京城咽喉要道，见证了古代那些来自四方的戍边将士守护家园的故事，也见证了近代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英勇不屈的事迹。进入21世纪，沿河城作为明长城内三关的起点，浓郁的边塞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山水田园风光与古风人文底蕴辉映，以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访古探幽，感悟家国情怀。

因军成城 几经修建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至二十八年（1549年），宣大总督翁万达在原有军事设施的基础之上，主持修筑两道防线：从居庸关经门头沟西部山区到紫荆关、倒马关一线的内长城，建成后设立乌龙潭口、沿河口两道防线。沿河口防线以沿河城为守备中枢，从沿河口起一路向西建关设隘，共计17道关口：三汊沿河水口、石港口、东小龙门口、天津关口、爨里口、东龙门口、天桥关口、梨园岭口、滑车安口、天门关口、洪水口、乾涧口、恶鱼涧口、夹耳安口、西小龙门口、支锅石口、毛葫芦安口。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巡抚都御史艾希淳在给皇帝的奏折《议处要害疏略》中提议，在京西增加墙垣，“先年创筑墙垣大率低薄不堪，如紫荆关所属沿河口总下石港口沟山腰上安口。”艾希淳等力主加强京西军事防御抗击力量，故明廷下决心建立稳固的北方防线，作为相关的沿河口防区修筑便应运而生。据明代刘效祖《四镇三关志》记载：“沿河口营，嘉靖三十三年，设守备一员领，中军一员，把总一员，巡捕官一员，额兵一千二百一名。”由此可见明廷对沿河城防线的重视。

明隆庆五年（1571年）至万历二年（1574年），兵部右侍郎汪道昆携总督刘应节等主持修建从居庸关过沿河口以西空心敌楼200余座，其中在沿河城辖域有17座。两道防线建成，17座敌楼竣工，但从实战出发，仍不完善。当年身处军事要冲地带的山民，终年不堪其苦。“虏阑入塞，民闻警溃散去，保匿山谷间，百姓未贴席而卧也。”

明万历六年，御史中丞张卤主持在宛平县青白口社三岔村建沿河城，这里地处永定河畔，是塞外通往北京的要冲之一，凭借天然地势，具有极强的防御能力。在修建城垣同时修建了东、西、南、北四门，修建了上下衙门、大小校场、点将台、演武厅、都察院、营房、哨楼、火药楼、大板仓、炮台、过营岗、望警台等一系列附属建筑，仅仅一年便完成修建工作。城中有《沿河口修城记》石碑一座，记载明万历六年张卤督建城防始末。碑记有云：“周视关城，未有沿河口之壮者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山城竣工，附近山民陆陆续续搬到其中居住，渐成五业兴旺人烟辐辏的山间小城，“再无赤羽之警”，“平居不复忧盗，即一旦有缓急，急入收堡，凭坚城而守，据河上流为天堑，而壮士挽弓赴敌，人人自坚无忌，西扼虏，东辅诸君国，燕台易水之间可高枕无忧矣！”

以山为城 以河为池

沿河城东西长一里多，南北宽约半里，整座城池扶山带水，呈南高北低的“D”字形。作为屯兵守御之城，沿河城城垣坚固，城墙以条石和巨型鹅卵石砌就，高达十几米，宽3米余，总长1182米。东、西、北墙为直线，紧依永定河的北城墙长462米，南城墙为弧形，顺山势而建。城基上有1米多宽的马道，供骑马巡城之用。马道紧贴城墙（城楼）向上，呈15—30度坡度通达墙顶，且往往两条相对，形为“八”字或倒“八”字，宽约数米，青砖铺砌。城垣四角设有4个炮台，城墙上外有雉堞，内有女墙防护，供瞭望射击。如遇敌兵来袭，军兵可将城门关闭，登城御敌，立于雉堞之后蔽身放箭开枪。北城墙马面上建有3座庙宇，由西向东，依次是沿河城西南城垣火神庙、真武庙、马王庙，三庙坐北朝南，东西山墙上有箭孔、枪眼、窗户，战时遇敌架设云梯强行攻城，除了城墙上军兵背南面北正面迎敌守御之外，军兵尚可从城墙马面三庙的山墙上发动突然袭击。在东城墙和南城墙上同样有马面存挂及相应建筑，以抗御敌军进攻。

沿河城有东、西、南、北4个城门，高两丈有余，砖石结构，露出地面的由5层花岗岩料石垒砌，以上全部为城砖砌就。东、西城门上方均镶嵌着汉白玉的门额，西门面对口外蒙古铁骑方向，故名“永胜门”，尽显驻屯戍守将士战斗必胜决心；东城门面向帝京方向，故名为“万安门”，表达祈祝之意。

万安门

东、西城门之上都有城门楼。东、西门门洞皆为花岗岩石料拱门，进城门5尺，门洞陡然升高1尺有余，其作用是安置城门和开关城门的空间。内有石质门墩2个，城门洞顶上曾有铁质门环，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在。城门洞南北两侧距地面1米多高的墙（花岗岩料石）上有两个直径10多厘米的圆孔，是关上城门后插门闩（圆木）用的。东、西城门昼夜有军士站岗值守，在东、西城门正中间南北两侧各有一个南北向2米多深的拱形小洞，洞高1.3米左右，洞宽1米左右，城砖垒砌，那是夜间守城执勤卫兵的休憩避风之所。西门因为面向西方，经过几百年西北风吹打，风蚀雨剥，城砖的风化比较严重；而东门因为有村落遮护，保存更为完好。

城中有三街六巷七十二条胡同，现尚存前后街。村内还有南北向的石板路12条，向南向北各6条，胡同多以姓氏冠名，向北的从西门开始依次为：师家胡同、白家胡同、李家胡同、林家胡同等，还有几条胡同并无名字。东西向有3条街：北街、中街、后街。连接沿河城东西向前后街的，有两条南北向胡同：第一条是城西戏台两侧的道路；第二条是过了索振国家东侧的胡同。沿河城前街宽敞平直，老路面皆由一块块平石铺就，平石之间留有较大缝隙，以使马帮驮队牲口落蹄不滑。

沿河城城中设有守备府衙，明称守备（五品）府，清称都司府，墙上书有“都阃府”三字。守备府（清都司府），位于城东街南，现在被百姓称为“花大门”，也称“上衙门”。明嘉靖三十二年正式修建沿河口守备公署。都司府是一连数进院，规模宏大，有大堂、二堂、三厅，两边是厢房过道。1901年，八国联军侵入守备府内院，德军将守备府烧毁，当时的都司朱其辰被枪杀。

扼险阻难 守土安民

从沿河口开始，共建有17座敌楼，按照沿字壹号至拾伍号顺序排号的有15座，另有2座石结构敌楼未统一排号，还有附墙台墙5座、烽火台6座。在沿河城境内有11座空心敌楼。“沿字壹号台”在永定河之北，20世纪60年代，当地百姓为在河上修建吊桥，将其拆毁；“沿字贰号台”在长崖根头起的山岗上，抗日战争中为日军炸毁；沿河城以西的西河口河东为“沿字叁号台”，河西为“沿字肆号台”；进石羊沟走2里，到二道城子，有“沿字伍号台”；在黄草梁上有“七座楼”，即7座敌楼，其中6座为沿字陆至拾壹号敌楼，外加1座为未统一排号的石结构敌楼，一共7座。

敌楼台基用料就地取材，用巨大的花岗岩条石或青石砌筑。台身用青砖砌就。射孔、窗口、券门用石料雕砌。敌楼一般高10米以上，四边长各近10米。结构分3层：下层实心；中层空豁，为方形砖室；四壁有券门，为四廊式。四面箭窗，既可瞭望，亦可发射火器，内室一侧有夹墙台阶通往台顶。上层楼顶，环以垛口。楼橹（建在敌楼上有屋顶的小房子）为长方形，底部平铺木板，砖砌四壁，有窗有门，用于宿兵或储军需。每一敌楼安排50名士兵把守，存有火器、佛郎机炮、子母炮、神枪、神箭、铁顶福、大石子、小石子等兵器。1986年，“沿河城与敌台”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7月22 日设立12个保护点，建立大理石碑，其中七座楼7块、沿河口3块、沿河城2块。

沿河城西关左近南边台地名为“瓦窑”，有一哨楼，大小、形制与空心敌楼相差无几，有小城墙（马道）跨过臧家坟沟与沿河城西南角城墙相连。从沿河城城墙，可以轻松走到这座哨楼之上。从门洞进去，中间有尺余高的城砖台阶，一直通到台顶。从平台西望，与烽火台连为一线，视野开阔，向东则能将整个沿河城尽收眼底。20世纪60年代，这座哨楼顶上四周雉堞已全部毁损，但哨楼自身整体完好，后遭人为拆毁。

沿河城西关外靠永定河的山崖上的火药楼，是当年驻屯之军存储火药的场所，考虑到驻军、军事设施及其民居安全，将火药楼选址于此。1901年，火药楼被德军放火引燃，楼内存放的1800斤火药爆炸，将火药楼炸毁。

1939年6月18日，驻斋堂镇的边城日军桑木师团精锐大岛大队300多人，沿永定河边进入沿河城“扫荡”。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白乙化副司令员率部在楼儿峪设伏，把日军诱入伏击区后腰斩分歼，取得沿河城大捷，歼敌百余人。“白乙化率部歼敌”的故事广为流传。1944年初冬，八路军老七团侦察连围沿河城敌碉堡两天两夜，日军被迫撤走。在历史的长河中，沿河城军民保家卫国，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歌。

边关将士筑就的沿河古城和空心敌楼等，是80里边关重要防线的统领和中枢，险关要隘作为阻隔北方部族侵扰的天然防线，成为把守关隘的柱石。一座古城，因战而筑，因兵而兴。如今，随着昔日的硝烟战火湮没于岁月深处，沿河城的军事要塞功能逐渐成为历史。沿河城却以其要塞之雄、边城之奇、生态之美，逐渐成为太行山余脉、永定河山峡深处一道独特的风景，成为长城、西山永定河两个文化带融合交汇的璀璨明珠，为后人留下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