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曹禺的第三部作品，《原野》的创作也与曹禺是时的处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6年，曹禺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教书，住所距离国民党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不远，狱中犯人被拷打的哀嚎令曹禺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在任宣化镇守使时，在大堂上拷打的农民。

青年曹禺

以此为开端，《原野》的景象渐行清晰——这样的经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也能感受到作者创作的一点启发，自痛哭悲号，无处申诉的农民形象始，于是有了一个身为农民，被豪绅压迫得家破人亡的仇虎，继而是被迫嫁入焦家的金子，善良而无能的“败家子”焦大星，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跃然而出，并最终呈现在了舞台之上。

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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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原野》是带有象征意义的问题剧。只有把象征具体化出来以后，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指示我们一条道路，一定要有这样的剧本，才有深刻的印象，使之永铭在读者和观众的心头。

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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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注：当时为1939年）应该是演《原野》的时候了。演出《原野》就是要斗争要反抗。

在1937年《原野》首次演出之际，日军的全面侵华战争业已开启，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这部作品并未得到与《雷雨》《日出》般的关注，但剧中奇异的人物，奇异的背景，奇异的冲突，令这部作品有了跨越时代去解读的可能。

偌大的原野，却仅仅有焦家一户人家，几乎不与周围产生交集；

花脸、花旦、小生、老旦、丑、老生……简单几个人物，却把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行当统统展现了出来；

荒野一望无际，铁路向未知延伸，在与时代平行的时空中，阐发出无数意象……

一个不算复杂的复仇故事，却有着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让《原野》有着超过一般现实主义戏剧的价值，承担起了审美与思想双重的意义，并引发人进行了更现代性的哲思。

10月30日，新版《原野》即将登陆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在新的剧场里，我们将看到一个全新表达的舞台寓言。

（摄影：李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