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历史，展示人文情怀，是古今中外戏剧舞台最为常见的形式。历史话剧往往承载着民族的情感，讲述着国家值得纪念的每一瞬过往，所谓“读史明智，知古鉴今”，人艺的历史剧如同文化名片，在传播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透过一出优秀的历史剧，观众们所能够了解的不仅是一段故事，更是通过这段故事所映射出的民族性的人文理念与关照。
北京人艺的历史剧创作，沿袭着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编历史剧”传统，由一段段见诸于史料中的篇章延展开去，见微知著，以小窥大，在舞台上呈现着大中华5000年来的博大情怀。在不断革新的创作思路与理念下，人艺的历史剧也在保留着厚重感的同时，通过角色的多样化塑造、年代感的多维度展示，继续在戏剧领域深化着对于历史的思考，并在这样的主题下，不断迈进戏剧民族化探索的步伐。
那是对于戏剧艺术的信仰，也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虔诚。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
郭沫若的话剧创作生涯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0余年里，便有包括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等在内的大量有口皆碑的历史剧。1957年，北京人艺排演了郭沫若的《虎符》，开启了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实验。在《虎符》后，郭沫若为北京人艺创作了《蔡文姬》《武则天》两部作品，开创了北京人艺民族化历史剧演出的历史。
郭沫若的历史剧选取了中国民间戏曲与传说的叙事元素，从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故事情节出发，对相关史料加以甄别分析与运用，北京人艺在此基础上调动了舞台艺术的各种手段，最终达成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与统一，这样的历史剧创作思路也为人艺日后的演出树立了标杆。
《虎符》
以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为基础并进行了艺术性加工的一部作品，除了大众所熟知的信陵君、侯赢、朱亥、如姬等主要人物外，还塑造了大批舞台形象，丰富了剧情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于故事的表达。本剧表演虚实结合，台词充满诗意，在1957年演出后得到了郭沫若的认可。1991年，《虎符》曾再次排演。
《蔡文姬》
1959年春，郭沫若先生用七天时间写就了五幕历史大戏《蔡文姬》，在这部取材于“文姬归汉”故事的作品中，他把自己一生的哀与乐全部赠予了蔡文姬，在她抛儿别女的悲怨中注入了自己的眼泪，在她“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转变中洒落了自己的襟怀。正在进行话剧民族化探索实验的导演焦菊隐兴奋地对他说：“您写的剧本正是我想要的剧本。”并最终将这部作品排演成了直至今日仍常演不衰的北京人艺保留剧目。
《武则天》
1962年上演的《武则天》可以说同时体现了郭沫若深厚的历史功底与文学功底。在剧中，他以史学家的角度，肯定了武则天作为中国唯一女皇帝的历史贡献，并通过对裴炎、上官婉儿等历史人物的艺术性加工，在突出了主题的同时，也让全剧的观赏性得到了保证。
“文人三部曲”
从1991年首演的《李白》，到1995年的《天之骄子》，2009年的《知己》，郭启宏的“文人三部曲”从不同的角度道尽了从古至今属于中国文人的困惑，也成就了北京人艺观众心中的经典历史戏。从汉末到中唐，再至盛清，跨越千年，文人总是心境相通，心有戚戚，纵胸怀高远，仍不免尘世中落寞一场，“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从大量史料中去芜存菁，以戏剧的方式艺术化地在舞台讲史，“文人三部曲”展示出的是一个真实繁杂的境遇中，中华民族不屈的浪漫。
《李白》
李白曾为世人留下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洒脱，留下了“贵妃研墨”、“力士脱靴”的狂傲，这些故事寄托着的是我们对于诗仙的向往和憧憬。而在话剧《李白》中，我们将看到的则是他的另一幅景象——两鬓斑白，陷入政治权谋无力自保的困顿书生。
作者赋予了《李白》强烈的现实主义气息，却也不忘平添几分浪漫主义气息——这样的浪漫不仅只于诗歌吟咏所带来的诗意，还有人与人间的惺惺相惜，个体与时代的激烈碰撞，无不让观者感怀。
《天之骄子》
三国故事无疑是国人最津津乐道的历史传奇之一，在《天之骄子》中，曹氏三杰的夺嫡立嗣以更戏剧化的方式展现在了舞台上。曹丕允文允武，曹彰骁勇善战，曹植才思敏捷，三名优秀的继承者同时争夺一个王位，方才有了剧中“可以作梁的作梁，可以作柱的作柱，不能作梁不能作柱的可以当柴烧”的感慨——明明可以各尽其才，何必定要骨肉相争呢？
《知己》
与前面提及的两作相比，《知己》讲述了几个我们不那么熟悉的人，却又讲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悲怆。曾经的生死知己再度重逢，昔日的铮铮铁骨在年复一年的流放下化作丝丝谄媚，巨大的荒谬与悲愤扑面而来，而顾贞观的一句“我们谁也没去过宁古塔”，便足显意味深长，道出了人生在世的艰辛不顺，也让中国传统精神中我自问心无愧的坦荡胸襟跃然台上。
近十年来，北京人艺的历史剧创作有着新的发展，在向“东方美学”命题深入探索进行全新创作的同时，也在挖掘着曾经的沧海遗珠，使之在新的时代焕发出积淀已久的光芒。
《吴王金戈越王剑》
首演于1983年的《吴王金戈越王剑》由白桦编剧，蓝天野导演，于2014年再度上演，该剧讲述的是观众耳熟能详的吴越春秋的故事，不同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终吞吴”的传统叙事，本剧以一种更为接近历史的手段，将视角对准了战争背后，于细微处着笔，将百姓的疾苦与复杂的人性描绘得淋漓尽致，故事的结局也同样更加发人深省。
《司马迁》
从为李陵辩诬入狱，遭受宫刑之辱，到奋而著书，终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身一波三折的经历也可谓是一部传奇——《司马迁》便将司马迁本人的这段人生历程呈现在了舞台之上，在剧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司马迁著书的来龙去脉，在舞台的真实与虚幻中，在千百年历史的纵横穿越中，中国式文人的风骨气节乃至于中华文化的厚重绵长也一并依托着戏剧这样特殊的载体，引得我们每个人反复思量。
《杜甫》
《杜甫》给我们带来的或许是一个不大一样的杜陵野老。他生于盛世之发端，殁于大厦之将倾；他出于名门，望族之后，却仕途不顺，屡遭罢黜；他感念于苍生之流离失所，愤慨于庙堂之尔虞我诈，穷困潦倒，仍不改其志。
《杜甫》所呈现的，不仅关乎于一个个体，一个时代。围绕着杜甫，有着李白般遗世而独立的诗仙，有高适、严武般入世而有所得的显达者，也有苏涣般身世离奇一波三折的传奇人物，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大唐由盛转衰之际诗之江湖的群像，而杜甫便如同湖中的一叶扁舟，浮沉漂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