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晚，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了“金色狂想”音乐会。

音乐会围绕“九九重阳节”这一主题进行了特别策划，其特别之处有二：一是音乐会由指挥家刘沙携手乐团及三位青年演奏家刘音璇、张倩渊、郑盟联袂演绎，除了奉献了三首民族管弦乐作品《春华秋实》《将军令》《七彩之和》外，还集中呈现了四部狂想曲，这四首曲目在二胡、唢呐、扬琴以及民族管弦乐上均有涉及，这一较为罕见的集合体现了乐团在音乐会设计上独辟蹊径的思路。另一特别之处便是邀请到了原中国歌剧舞剧院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登台，倾情献唱其代表作《雁南飞》。虽已年过古稀，但是单秀荣的演唱依然饱含着充沛的艺术能量，这种能量以她在演唱风格、吐字风格、音色风格上的精深研磨为技术支撑，以她深入词山曲海中，广泛涉猎“三千小令、四十大曲”的丰厚积淀为艺术根基，以她对声乐艺术的赤子之心为轴心动力，将其歌唱凝化为一种具有强烈向心力的艺术人格和风范，牵引着台下听众，也调动着台上的乐团。在这首曲目的演绎中，乐团尤显动情和由衷，两代艺术家在音乐中彼此感染、呼应，以其鲜活的舞台表演诠释了师前人、启后人的深刻内涵。这样的现场无疑是动人的。

音乐会的“狂想”主题基于四部狂想曲的联袂演出而来。以“西学东渐”思潮的深远影响看，“狂想曲”与民族音乐的结合似是烙印着“中西调和”理念的又一产物，但若将其置于近年来业界对民族音乐近代发展走向的反思下观之，许能有另一种理解，即“狂想曲”的活跃从西为中用的角度释放出民族音乐从一路向“西”回归至探寻中国音乐本质的信号。这一点当以王建民的“二胡狂想曲系列“为代表。王建民在谈到为何选用“狂想曲”这一体裁创作时提到三个动因：一是狂想曲在曲式上与传统音乐中多曲连缀的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处；二是这一体裁具有风俗性和史诗性特征，这与他试图以区域性音乐为基调，通过提取其基因与密码来叙述中国史诗的愿景契合；三是狂想曲的炫技性特点能对民族器乐演奏技术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三点也恰好阐明了当代艺术家在处理中西二元关系中，从以西方音乐为标准到以中国音乐体系构建为目的的方向性转变。

音乐会上半场上演了王建民的《第四二胡狂想曲》，“四狂”在巨幅的中国音乐版图中选择了西北地区音乐，较之之前几首狂想曲，“四狂”的节奏变化更加丰富，音乐的律动逻辑也更加复杂，这一点对演奏者而言是不好把握的，要体现节奏行进之间的微妙交错和鲜明对比，需要演奏者从整体和局部进行全面把握。二胡演奏家郑盟在这首作品的演奏中体现出了高超的技术能力，但如能对节奏变化处的衔接和段落中的律动规律进行更明确和果敢的驾驭，其演奏或可更能体现出乐曲丰富的风格性语言和内在张力。唢呐与乐队狂想曲《火之舞》是青年作曲家罗麦朔为唢呐演奏家张倩渊量身创作的作品，乐曲依据龟兹的多元音乐风情对唢呐的音色进行了多样运用，张倩渊在演奏上对不同声音色彩进行了层次清晰且饱满的诠释。

下半场的扬琴与乐队《狂想曲》由作曲家王丹红创作，动感的爵士乐风格、鲜明的炫技特点使这首作品呈现出一种年轻化的表达。青年演奏家刘音璇在这首作品的演奏上表现出“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这种“自然”来源于其在变幻演奏法间达成的严密衔接，以及对音乐风格的敏锐感应。指挥家刘沙与乐队在音乐会最后演绎了熊欣创作的《湘调狂想——鸭婆子呷呷》，作品以湖南民歌“鸭婆子呷呷”的旋律为主导动机，并用独奏、重奏、协奏等方式展开，乐团以灵动的处理方式玩味浓郁风味，并在风俗性之中又注入了趣味性。

音乐会以对四部狂想曲的集中展示反映了“狂想曲”这一体裁在民族器乐演奏与民族音乐语言表达上所体现出的拓展性与适用性，也反映出当代艺术家在重把中国音乐脉象时创造出的阶段性成果。

吴芮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