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苇饰演蝴蝶夫人

我与“蝴蝶”结缘，似乎是一种“命中注定”。因为我和巧巧桑一样是一个坚信爱、对爱情坚贞而执着的人。加上我非常喜欢普契尼的音乐，唱过很多他的作品，带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喜爱之情。从我最开始知道《蝴蝶夫人》这部作品，到开始尝试去学里面的唱段，我觉得我能读懂她的内心，知道音乐和生活赋予她的是什么。那种对爱情、对生活的美好期待，让她的生命精彩无比。即使是一部悲剧，但我内心依然深深爱着她，我想这就是对爱的一种信仰和追求。

我想我是因为喜欢，才开始接触这部歌剧，而后，我的形象、声音和对这部歌剧的理解与把握，成就了我和这部歌剧的渊源。直到现在，无论我唱了多少次，只要站在舞台上唱起它，我都会像第一次唱这部歌剧一样，重新体会她，感受她，理解她，表现她。

我的《蝴蝶夫人》首演

说起我与《蝴蝶夫人》，还有一段难忘的记忆。说它难忘，并不是因为它取得了什么样的荣誉或反响，相反，是它的不成功像警世钟一样，时刻提醒着我怎样做一名优秀而专业的歌剧演员。

那是在意大利米兰斯卡拉剧院，指挥是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多·夏伊。我去斯卡拉试唱时，他听完我的演唱，当场就拍板定下来我来唱。我在排练时跟指挥提了很多我自己的要求和见解，现在想来觉得自己那时太不成熟了。排练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把我换掉了。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当头一棒，我突然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认识到了一个歌剧演员应该具备哪些专业素质。我不再懈怠，每部歌剧都准备四种速度，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每一次我都会认认真真地和导演、指挥，包括我的丈夫一起讨论作品，探讨怎样演会更有新意、更到位。我后来唱了几百场《蝴蝶夫人》，可以说每一次都是崭新的，是我发自肺腑、声情并茂地唱给观众的。我要进入到角色的心里、情感里、剧情里，我要把一个完整、丰富的歌剧传达给观众，而不是我唱我的，观众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我要对我的观众负责任。

1997年，我被邀请在意大利里雅斯特歌剧院演出。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蝴蝶夫人》首演。这次的指挥是意大利非常有名的指挥家，我暗暗较劲，一定要不负众望。那段时间我非常刻苦，虽然刚从匈牙利唱完《茶花女》回来，但是我很快就投入到这次演出的准备中。我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每天都和指挥一直练。导演也是意大利有名的导演，比较传统，普契尼是怎么写的，导演就怎么排。他们觉得我的声音年轻，诠释的角色也很准确，所以无论导演还是指挥都对我非常满意，我也觉得很开心。那一晚我请来了我意大利的老师、朋友们，还有我的丈夫来看我演出。当晚大家表现得都非常好，演出效果也很轰动。我得到了一致肯定，还上了当地媒体的头条，评论中写道：“从她一出场，所有观众的目光都被她深深吸引住了，如同台上其他角色都不存在了。”

这次演出的成功，让我获得了第二次在意大利唱《蝴蝶夫人》的机会。这一次是在意大利著名的维罗纳露天剧院。在偌大的露天场地中演唱，全凭自己的嗓音条件，如果没有过人的功力根本完不成。而且现场观众很多，又都非常专业，演员真的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我们每天都要排练十几个小时，每个小细节都认认真真地讨论、排练很多次。首演当晚非常轰动，两万多人的欢呼声和呐喊声响彻云霄。本来是两场，后来因为反响太好，唱了四场。我想那一年也是我事业的开始，从那以后就和《蝴蝶夫人》结下非常深厚的缘分。

在意大利托雷德拉戈，每年都会定期举办“普契尼艺术节”，上演四五部普契尼的作品。我受邀去唱过几次，也唱过《蝴蝶夫人》。唱《蝴蝶夫人》那次普契尼的孙女也来观看了演出，她说她非常喜欢我演的“蝴蝶”，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她给我讲了很多普契尼的趣事，带我参观了普契尼的博物馆，让我多方面、更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普契尼大师的精彩人生。

两次特别的“蝴蝶”

1997年，我在德国和一位别具一格的现代派导演合作，第一次唱现代版《蝴蝶夫人》。当时他请来了德国知名演员来扮演普契尼，也就是演出时“普契尼”会在台上参与到这场演出中来。开始我心里特别扭，很排斥。但导演很会沟通，在一点点的接触、磨合、商讨后，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很认真地把这部现代版的戏排好、演好。

那时候我们分A、B两组，A组是著名女高音，我唱B组，首演肯定是A组来唱。一个多月的排练里我非常用心。“蝴蝶”是从一个15岁的小女孩一点点成熟起来的，结婚、生子、被抛弃、自杀，所以她需要很大的一个跨度，要求你从唱到演都要有一个严谨、准确的把握。我用最细腻、热情、火烈、真挚的情感，把“蝴蝶”的乖巧、温柔、甜美、哀怨都表现了出来。指挥和导演当即决定，把我换到A组，那一次的首演是我唱的。演出结束时观众反应非常热烈，这是我预先没想到的。但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用一种现代的角度来诠释这部作品，这也是我演过的《蝴蝶夫人》中最创新的一版。

1999年，在法国尼斯我再一次演出《蝴蝶夫人》，这是一次特别“自我”的“蝴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导演强卡罗·德莫克认为我的表演和演唱已经很成熟了，他说我很完美，所以他要求我更多呈现出自然、真实的状态。我们都知道巧巧桑是一名日本艺妓，日本人会有很多和我们不一样的礼节或行为、举止。但是他不让我刻意模仿日本人，而是给了我很大的创作空间。那一次的男高音，是我1994年第一次在东京唱《茶花女》时合作的男中高音，所以合作起来更像是一次彼此用心的艺术交流，大家都把最真实的一面、自己理解的东西交融在一起。首演非常成功，导演在谢幕时单膝跪下，向我致意，那种荣誉感、幸福感油然而生。演出结束后，法国音乐评论家安德烈·贝伊雷格勒在文章中写到，他觉得我的表演就和我的名字一样。因为“孙”的外文译名是SUN，是太阳的意思。他说我就像冉冉升起的太阳一样，是非常青春的女英雄，深深地感动着他们。

咏叹调唱哭了多明戈

孙秀苇与多明戈

我第一次在洛杉矶唱《蝴蝶夫人》是2004年受多明戈大师的邀请。2006年，我又一次受多明戈之邀前往华盛顿歌剧院出演《蝴蝶夫人》。那时候，我和多明戈已经很熟了，他第一次听我唱是在1997年东京多明戈国际声乐比赛上，当时他就很欣赏我。他很喜欢帮助年轻人，所以和他一起演出是非常愉快的事。

2006年那一次是他担任指挥，我唱第二组。第一组的女高音唱得很好，演得也非常好。多明戈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排练时我唱完咏叹调，他很兴奋，而且哭了。他指挥完激动地走到舞台上，拥抱了一下我，对我说，“没想到你把我唱得这么感动，我们的演出肯定会很成功，太棒了。”那次的导演是个波兰人，是比较现代的电影导演，但是我很喜欢。他要求很高，每次和他排练都要很长时间，很累。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最后彩排的排练休息间隙，多明戈走过来，很严肃地和我说，希望首演由我来唱。这次演出也非常轰动，《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很大篇幅的报道。

一双鞋带来的特别经历

我还在苏黎世和男高音歌唱家尼尔·希科夫（Neil shicoff）一起唱过《蝴蝶夫人》。在学唱歌的时候，我就看过他的《艺术家的生涯》录像，那时就非常喜欢他。能和他同台演唱，心中真的非常荣幸。演出时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每个人演唱都有自己的技巧，希科夫也一样。虽然已经是很有经验的歌唱家，但他还会紧张。在台上的时候，他总是会在台上不断调整自己的声音。记得我们唱二重唱时，我要抱着他唱那些甜情蜜意的话，而他是背对着观众的，所以他会趴在我背上调整声音。我特别好奇，所以和他私下交流时问他，他说：“这是为了扩大音波，恢复到最自然的状态，调整出自己原本的声音。”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小心谨慎的艺术家。后来我研究了一下，也试过一段时间，发现这样的举动能放松舌头，而且很容易找到位置，所以我也把它推荐给我的学生，还真挺管用的。

说起这次在苏黎世的演出，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小插曲。那天我新买了靴子，就穿着新鞋去参加第一次合乐队。在下台阶的时候，可能是新鞋不太顺脚，就摔倒了。地毯上都是我的口红印，是头朝下那样摔下去的。我缓了一会儿才勉强能起身，硬撑着赶到排练场，但排练唱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撑不住了。之后找医生临时处理了一下，幸好没有伤到骨头，但是肿得很厉害，呼吸也困难。医生建议多休息，这段时间不要再唱歌了。但是想想排练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付出了那么多辛苦，如果唱不了很难过。我第一次来苏黎世歌剧院演唱，虽然之前在瑞士唱过威尔第，却没唱过《蝴蝶夫人》，我很珍惜这次机会。这次合作的导演、歌唱家、指挥都很优秀，我们很投缘。整个制作也都是以我为中心，从服装、背景、戏剧的设置，都听取了我的想法。后来我找医生打了止疼针，又靠药物来止疼，最后坚持完成了演出。那次的演出非常成功，最让人感动的是，现场多数都是年轻观众，这让我非常欣慰，他们的投入和热情，让我感到无以伦比的快乐。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唱的人，也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我认为一个优秀的歌唱家一定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我每天都给自己计划好，规定出几个小时来练习唱。

重新温顾这些美好回忆，也让我激发起一种浓厚的热情，那就是把更多歌剧生涯里的积累和沉淀带回国内。除了演唱，我还有一件非常想做的事，就是和更多喜欢歌剧、喜欢演唱、喜欢表演的同仁和学生们，一起建设好我们国家的歌剧事业。这是一种文化的推进，我很高兴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也希望在以后的工作、学习、表演中与大家擦出艺术的火花，成就精彩的明天。

孙秀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