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的北京，一些不易察觉的芽孢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已悄然生出，透着一股春天里藏不住的倔强与希望。植物如此，人与事，亦是如此。

身兼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打击乐专业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打击乐学会会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打击乐专业委员会会长数职的打击乐演奏家王以东，也觉察到身边的生机与活力在悄然生发：新学期教学工作拉开序幕，和学生恢复面对面；出版社编辑发来他编撰的新教材的排版意见；3月份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华乐讲坛的讲座即将举行……

采访这天，正好是今年研究生考试初试出分的日子。王以东接连接到学生报告成绩的电话，得知一个学生考出好成绩，电话这头的他兴奋起来：“考得不错啊！再接再厉准备下一阶段考试。”作为打击乐专业硕士和博士生导师，他太希望越来越多资质好的学生接受规范的学科训练，成长为严谨、专业的“中打”人才。身处一线教学多年，王以东停不住操心各种事情，既盼着好苗子成材，也盼中国打击乐专业的发展越来越好。

不忘来时路

吃“百家饭”长大的鼓乐达人

王以东出生在山东鲁北地区省机关直属农场的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母亲是当地学校的教师。他从小酷爱戏曲与音乐，六七岁就能模仿大段的样板戏唱段，十多岁加入学校文艺队，二十多个节目他自己能包揽19个。后来在儿时邻居一位大哥哥的教授下，王以东开始学习笙和竹笛。1978年，未满14岁的他怀揣一把传统十七苗笙去济南报考山东艺术学校。毕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他的演奏水平尚未达到专业录取要求，而考官在考试过程中发现他对节奏非常敏感，不仅记得快，还打得又准又好，为此学校把他录进了打击乐专业。

当时社会上学习打击乐的学生非常少，那一年山东艺校没人报考该专业，学校音乐科甚至没有专职的打击乐教师。学校乐团听说招了一个打击乐的学生，通知他去参加排练。指挥老师不时给他指示：“进！”“进什么？”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指挥急得直跺脚：“看谱，看指挥！”没学过打击乐也没在乐团待过的王以东发现，自己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学校里没有专职专业教师，王以东只能四处拜师学艺。有同学曾送他“教授”的绰号，因为他出门上课手里总拎着一个装满各式鼓槌的老式黑色皮革包。多年后他的艺校同学感慨：“你看人家现在真成了教授！”三年艺校生涯，王以东先是跟学校对面京剧科老师学了一学期的京剧打击乐，同时随学校教手风琴的李钰老师学习定音鼓演奏、缠制鼓槌、为定音鼓蒙换鼓皮等技艺。只要听说济南有哪位老师能教打击乐演奏，他就主动上门拜师，先后到山东省歌舞剧院、山东省京剧院、济南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和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拜师学习中西打击乐演奏。就这样，他跟随多位老师学习了排鼓、梯式木琴、小军鼓、定音鼓和新疆手鼓等打击乐器。吃着“百家饭”的鼓乐少年渐渐集众家之长。这时候，他已是学校乐团里不可或缺的一员，包揽所有打击乐项目。

1981年，恰逢中国音乐学院恢复招生，艺校刚毕业的王以东以优异成绩被中国音乐学院器乐系打击乐专业录取，成为中国音乐学院复院后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报到第一天，还未放下行李就被利用假期艺术实践演出的教师小分队拽上了去东北的火车。当时未满17岁的王以东聪明伶俐又富有演出经验，演出队里的老师都亲切地叫他“小山东”，歌唱家王玉珍等几位声乐老师上场前经常嘱咐他：“‘小山东’，别忘了给我的歌加一段鼓啊。”

当时，国内优秀的打击乐专业教师依然非常紧缺，即便是中国音乐学院也没有专职打击乐教师。无奈之下，王以东只能再吃“百家饭”，先后跟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李真贵、王建华，中国戏曲学院李朝阳，中央民族大学买买提明，中央民族乐团朱啸林等老师学习排鼓、大堂鼓、京剧锣鼓、民间锣鼓、新疆手鼓等多种打击乐器与乐曲；同时还跟随中央乐团打击乐首席方国庆学习小军鼓和木琴演奏，几年间打下了扎实的中西打击乐基础。

1985年，王以东成为中国音乐学院复院后首位留校的打击乐专业教师，走上讲台教本科生。这一年他还不满21岁，甚至有的学生年龄比他还大。坚信“教学离不开舞台实践”的王以东，完成教学工作之余不仅随校内外的乐团赴各地演出，还一直作为中央乐团的客席演奏员活跃在舞台之上。1995年，他选择调入中央乐团，成为专职打击乐演奏员。近一年后中央乐团重组改建为中国交响乐团，演奏员要经考核选拔上岗，他又凭借自身实力成为乐团第一批演奏员。乐团每年近百场的交响乐音乐会，曲目丰富繁多，演出任务重、强度高，还经常奔赴国内外各地演出，与多位不同风格的指挥家合作。乐团打击乐声部人数有限，打击乐演奏员往往要在音乐会不同作品中完成被称为“小打”的各种“打补丁”演奏任务，但正是这样的工作，让王以东感觉在乐团里“又上了一个大学”，不仅演奏能力更胜一筹，还丰富了他的临场应变能力、演奏经验和曲目积累。日子久了，他的出场成为很多指挥的“定心丸”。比如指挥家胡炳旭指挥乐团录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有一段板鼓与独奏进行“紧打慢唱”配合的乐段，胡炳旭就对他说：“以东，这一段我和乐队跟着你。”指挥家阎惠昌也曾说，“只要以东在乐队里，我想要的演奏效果，他都会准确做出来。”

2000年，王以东收到刚成立的中国爱乐乐团的邀约，与此同时，中国音乐学院也希望他重回学校任教。当了解到在他离开学校的5年间，学校的打击乐专业教师一直处于空缺状态时，王以东毅然选择了回到母校重新成为一名打击乐专业教师。曾经吃“百家饭”长大的他，深知没有专职专业教师的学习会有多辛苦，他不想热爱打击乐尤其是热爱中国打击乐的学生再像他当初一样，四处拜师才能完成专业学习。

“从乐团回来后，我发现自己更会教学了。”

重回讲台，王以东积累了更多实践经验，尤其是交响乐团演出经验。经典乐队作品会用到哪些打击乐器，多种不同打击乐器组合起来产生哪些新的音响效果和复合音色，如何让打击乐声音在乐队中效果好又不显突兀……他把这些在乐团攒下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还组建了以在校学生为主的中国打击乐团队“四季鼓社”，与中国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和北京民族乐团等专业团体长期合作，让学生在更大的舞台锻炼，提高演奏能力。

走好脚下路

教材，一定要重视教材

尽管天天与热闹的打击乐乐器打交道，王以东更喜欢一个人安坐在电脑桌前写东西。没有教学和演出任务时，他会安静地在书桌前编写教材、曲集，写写文章。这也是他工作生活之余觉得最放松、最愉悦的事情，坐上几个小时也不觉疲倦。为了更好地享受这件事，这些年他还学会了熟练使用打谱、排版设计软件。2022年这一年，他一口气编写了四本教材。

十几岁开始吃“百家饭”成长的王以东，深刻体会到其中利与弊。利是博采众长、多方吸收；弊端是标准不一，尤其是年龄小的初学者，尚不具备汇集众家所长、汲取与甄别的能力，特别容易多走弯路甚至积重难返。在跟随中央乐团打击乐首席方国庆学习的过程中，方国庆对他的训练规范又严格，至今他仍清晰记得方老师要求他把一本教材上的内容逐条练习、不过重练的场景。这为他打下良好基础，也影响他在教学和学科建设上秉承一条原则：严谨规范。

目前，中国打击乐专业教学的主体由中国大鼓（包括大堂鼓）、排鼓、板鼓、手鼓及各种锣、铙钹、板梆等中国打击乐器，与小军鼓、键盘打击乐、定音鼓等交响乐队打击乐器科目结合构成。这样的选择既有他对传统的继承，也有他在乐团兼顾中西打击乐工作的经验，更结合了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需求。用王以东的原话：“当代职业乐团打击乐声部的专业标准需求，即为各院校中国打击乐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及主要目标。”实际上，他对中国打击乐学科建设有着更远的目标与想法，从他总结的两个“十六字方针”可见一斑——中国打击乐专业发展要“继承传统、守正求新，多元融合、西学中用”，专业教学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以点带面、因材施教”，最终目标是培养中西兼并、学古至今、以中为主、一专多能的音乐人才。

西方打击乐严格规范的教学体系也让王以东深受启发：中国打击乐需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的体系，才能更好地与西方打击乐体系平等对话。这个体系的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离不开建设完善的教材体系。有了教材，教学和专业发展才具备有力的抓手和规范的依据。这也是采访中他不止一次强调“教材，一定要重视教材”的原因。

为什么如此重视教材？王以东认为这恰恰是为了坚持传统。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大多是口传心授，传播过程容易产生缺失、遗漏、错误，而现代教学环节有了教材为依托，无论怎么传播、谁来教，都有据可循。

过往可见用于中国打击乐专业学习的教材有李民雄编著的《中国打击乐》、李真贵编著的《打击乐曲集》，以及少量用于社会普及的考级教材等。但随着学科专业化、专门化发展，仅有这些教材远远不够。为此，王以东投入很大精力在《中国打击乐教程》系列的编写。经过多年的努力，这套系列教材已陆续出版了五本。这套教材立足于中国打击乐艺术的民族性与传统性原则，融合了西方音乐记谱、教学及演奏法，还有着对本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与探索。后续部分还会陆续出版。

此外，他还主导、编著了中国音乐学院打击乐考级教材《中国鼓》《小军鼓》《爵士鼓》、音乐共修课教材《节奏与打击乐训练》等。《节奏与打击乐训练》是他在面向全院各专业开设的节奏与打击乐训练课程的基础上花费十年时间编著而成的。王以东认为，“节奏”是音乐基本要素之一，在创作、演奏、演唱以及聆听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指挥专业的研究生在听王以东课的第二天去乐团排练，排的正好是前一天课上讲过的作品。排练结束他给王以东打电话：“王老师，我把您昨天教的招数全用上了，乐团的人都觉得我在这个曲目上是行家！”很长一段时间，这门节奏课程每次在中国院选课系统开课就被学生一抢而空，甚至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访问学者前来旁听。

编教材是个苦差事，尤其是编写系列教材，要考虑前后关联、由浅入深，要考虑规范性、逻辑性、严谨性，王以东形容这个过程与走华容道的感觉差不多。最近几年，他发现了一批愿意做这个事情的年轻人，这让他有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欣慰。

展望未来路

尝试多元可能

年岁渐长忙碌依旧，王以东这几年添了易失眠的毛病。但这并没有过多困扰他，这位把音乐节奏“玩”得炉火纯青的资深打击乐人，对生活节奏的把握也是游刃有余——若没有教学、会议等事务，他会把每天重要的事情尽量安排在养足精神的午后，这样效率更高。睡不着的夜晚，他把白天大大小小的事物在脑子里进行复盘，第二天又是条理清楚的一天；或者就任由思绪飞舞，头脑风暴，把时间留给曲目创作。他曾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连词带曲写了一首具有浓郁山东风格的歌曲《山东人》。

王以东以演奏家的身份创编了很多民族性突出、深受广大中国打击乐演奏者欢迎和听众喜爱的作品，如排鼓独奏《鼓上飞舞》《赛龙舟》《散敲》、花盆鼓独奏《鼓威》《鼓点乐拍》、板鼓独奏《踏竹》、手鼓与乐队《哒卜亚克西》、组合打击乐独奏《鼓上铜乐》《八音和》等。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伯瑜评价他创作的作品：“基于中国民间打击乐的语汇，采用专业打击乐的演奏技术进行阐释，加之创作者的热情与情感的融入，使其不仅成为了音乐会上经常上演的曲目，也成为了‘中打’教材中的主要内容。”其作品具备恰当的技巧与难度，也成为打击乐教学、考试、学术类活动常用曲目。

在他看来，如果演奏家与作曲家相辅相成、互相启发，创作出来的作品可能会更完美。王以东特别记得刚毕业任教的那段日子，作曲家杨青有段时间经常泡在他的琴房，两个人一起研究乐器演奏的可能性，尝试不同打击乐乐器组合可能发出的新的复合音响。杨青创作的很多作品，如竹笛协奏曲《苍》、扬琴与手鼓二重奏《觅》等都有对打击乐器创新性的运用。王以东则以杨青作品中经典的打击乐语汇为创作元素，尝试创作了组合打击乐独奏作品《鼓上铜乐》，实现了中国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的有机结合。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类题材的组合打击乐独奏作品可谓凤毛麟角，所产生新的复合音色及对演奏技法和表现手法的拓宽，即使置于当下仍不过时，尤其对后来很多相同题材作品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年，王以东还尝试了乐队指挥、音乐会导赏等不同角色的工作。在乐团工作多年，领略过多位优秀指挥的风格，他在指挥上也有着自己对以打击乐为主的乐队作品的独到见解。音乐会导赏则是带给他快乐与充实感的工作。打击乐作品演出，往往需要一段乐器摆台时间，“演奏开始前或是乐曲间隔哪怕是1秒钟也会让观众觉得漫长。”王以东说，这时候就凸显了导赏的重要性。利用乐器摆台切换的间隙，给观众进行打击乐乐器、作品、发展历史等相关知识的普及，引导观众更好地欣赏打击乐音乐会。看似只是“主持人”，做下来并不简单：讲什么内容，讲多长时间，怎么讲，都检验着讲述人的行业知识、临场发挥、组织和控场能力，所讲内容既要吸引人还不能跑题。中国台湾朱宗庆打击乐团创办人朱宗庆，在台北听完“金石之声”中国打击乐名家名曲音乐会，走上台来对担任导赏的王以东调侃道：“哇！你可以去卖菜了！”一路做下来，王以东内容丰富又颇具个人特色的导赏风格吸引了不少观众，他的导赏甚至成为很多音乐会上的精彩环节。

教学、演奏、创作、指挥、导赏，无论怎样的角色，王以东都希望所作努力能为中国打击乐学科建设和发展发挥作用。张伯瑜曾撰文评价，中国打击乐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二李”时代（上海音乐学院李民雄、中央音乐学院李真贵），他们各自在中国两所重要音乐学院开启了“中打”的专业化之路。而王以东则是近些年成长起来为数不多的新一代探路者之一。

走过前人开拓的路，踏实走好脚下的路。现在，王以东以一种无限宽、不设限的探索，努力为中国打击乐学科建设与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陈茴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