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虽然不是交响乐这一音乐体裁的诞生地，但绝对算得上是交响乐团大国。据起草并致力于推广交响乐团行业标准的乐评人唐若甫2022年统计，中国如今有形形色色的交响乐团近百支，而2008年的数据仅为48支。短短15年间，中国的乐团数量翻了一番，倘若按照此发展势头，极有可能在2032年纪念交响乐之父海顿诞辰300周年之际超越德国的135支。不过，在追求乐团数量最大化的同时，还有许多问题值得业界关注。

新成立乐团粗略一览

中国的交响乐团概貌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乐团数量总体一直呈增长态势。2003年至2023年的20年间，据粗略统计，我国新成立乐团有五六十支，基本上达到每年新增两三支的增长速度。

由于机构组织的不同，乐团成立会各有表述。有的称改组，有的称挂牌，有的是合并，有的是更名，但各种提法的背后所表达之意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万象始新、继往开来。

在这期间，新成立乐团大致有2003年成立的北京东方交响乐团，2005年成立的青岛交响乐团，2007年成立的重庆交响乐团、南京爱乐乐团，2009成立的贵阳交响乐团、杭州爱乐乐团、浙江交响乐团和湖北黄石新爱乐交响乐团，2010年成立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南昌爱乐乐团、襄阳爱乐乐团，2011年成立的深圳大剧院爱乐乐团，2012年成立的西安交响乐团、深圳市福田区爱乐交响乐团，2013年成立的沈阳交响乐团、凉山交响乐团、上海节日交响乐团，2015年成立的合肥爱乐乐团、温州城市交响乐团、宁波交响乐团、山西交响乐团，2016年成立的苏州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上海陆家嘴金融城管弦乐团，2017年成立的重庆爱乐乐团，2018年成立的长沙交响乐团，2020年成立的东莞爱乐乐团，2021年成立的南昌交响乐团、海峡交响乐团、成都交响乐团，2022年成立的上海九棵树爱乐乐团、北京爱乐汇交响乐团、北京音乐厅管弦乐团，2023年成立的上海浦东爱乐乐团、无锡交响乐团等。

如果把这个列表的横轴定义为时间的推进，也就是时间轴，竖轴定义为数量的增加，也就是数量轴的话，人们大体会发现近20年来的乐团增长有两个小高峰。第一个小高峰是2009年至2016年，第二个小高峰是2021年至2023年。

乐团摸索职业化之路

全国范围内形成这两股高峰的原因错综复杂。从时间节点分析，2007年底，作为中国最高表演艺术中心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幕运营，带动了全国范围内文艺生活的热潮。其第一个完整的年度演出规划于2008年完结后，可观的票房情况让各个地方都看到了文化生活的灿烂图景，加之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对文化事业的提振，故而强化了各地乃至个人对乐团建设的兴趣。

第二个高峰的出现可以理解为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2021年建党百年大庆对文化生活提振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市场反应，故而涌现了一批以面向市场经济为主，自负盈亏的交响乐团。此外，他们的出现也可看作是2020年至2023年3年来以统筹发挥国内大循环主体的指导思想下，本土乐团对票房的信心与日俱增。

总结在这20年中诞生的乐团自身特色和行业发展矛盾，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所有制形式丰富。相较于粗放型的国有和民营分类标准，这35支乐团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所有制形式，或称之为组织架构。比较突出有驻厅乐团，比如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以及比照其模式组建的深圳大剧院爱乐乐团。民营企业创办的乐团中则分为依靠票房为主要生存手段的乐团，比如西安交响乐团和爱乐汇交响乐团；有仿照美国模式从基金池每年产生的红利抽取资金作为生存手段的乐团，比如贵阳交响乐团；有依靠个人财力苦苦支撑甚至“砸锅卖铁”的，比如襄阳爱乐乐团和湖北黄石新爱乐交响乐团；也有大量依靠政府采购作为生存条件的，比如沈阳交响乐团和上海陆家嘴金融城管弦乐团；还有依靠综合票房、政府采购和培训市场的，比如合肥爱乐乐团和重庆爱乐乐团。国有院团中，类似于长沙交响乐团这样新型的省市共建模式则有助于突破体系间掣肘的屏障。

其次，职业化标准缺失。上述列表中提及的35支交响乐团未免给人以职业业余一锅炖、眉毛胡子一把抓之感。然而围绕职业乐团的精准清晰定义的讨论自2013年持续至今已有十年，依旧难以推行。2013年2月起，一系列探讨职业乐团基础定义和行业标准，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的读者投稿在《音乐周报》争鸣版先后刊发，引发了全国媒体和行业机构的相关讨论。2013年2月，报纸刊载评论《呼吁建立中国的交响乐团行业标准和分类体系》，首度提出职业乐团的标准定义和分类体系。随后，文章列出了12项职业乐团的定义，根据单个乐团对定义操作的成熟度和完成度亦可作为乐团职业化进程的分类标准。在其后中国乐团管理界的诸多全国性讨论中，乐团职业化问题也成为行业人士重点关注的议题。

数量激增带来思考

但以上围绕乐团发展特色的归纳并没有解决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是否需要那么多支乐团？

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抛开“存在即是合理”的哲学命题，中国乐团数量的稳步增长理应与国家的经济增长、硬件建设的数量提高保持同步协调。就总量而言，中国离德国的135支乐团还有段距离，离美国的近千支乐团还相去甚远，可谓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

就人均比来说，芬兰是一个人口不过550万的国家，却拥有30支管弦乐团，其中包括14支交响乐团（根据芬兰交响乐团协会的统计），芬兰很可能是全世界按人均计算管弦乐团密度最高的国家。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乐团在数量上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然而遗憾的是，交响乐团是一个极为“烧钱”的行当。一支国内新乐团的团长曾经与笔者算过一笔账，一支像样的三管编制乐团，如果算上人头费、乐器折旧、场地租赁、办公开销、行政支出、水电费用、税务上缴的话，一年需要两千万元的进账保底，还不算乐季业务经费。这方可让员工把走穴教琴的时间更多用来安心从事艺术创作，或者在家里多练练琴，先解决技术问题。

交响乐团界流行一句名言：“没有不好的乐团，只有不好的指挥”，经常被用来敦促尊重指挥。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只适用于解决作品演绎等专业问题的乐团。中国大量存在年度预算在两千万元以下的乐团，大量团员不得不依靠演出排练以外的收入来补贴家用，由此也难免使技术荒废。如此一来，指挥在排练时不仅要布置作业，还要帮助团员解决技术问题，在有限的排练时间内对音乐细节及内涵的要求不得不相应降低。

在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的档口，在乐团数量飞速发展的当下，中国的交响乐团恐怕需要的是进一步打破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壁垒。这种壁垒的掣肘，一方面促进了乐团数量的激增，因为每个系统都希望能有自己的乐团，但在另一方面也分散了有限的公共资源，甚至造成重复浪费。比如上海浦东新区2006年10月就有东方小交响乐团注册成立，后有上海陆家嘴金融城管弦乐团，2023年又成立了浦东爱乐乐团并于6月30日刚刚进行了首演。一个区同时有三支乐团，如果把它们合成一家，凭借浦东的财力，乐团经费和演奏水准比肩美国主流的新泽西交响乐团其实不是梦。

倘若可以把现有资源盘活，把历史资源缩编，用一种更为精简的方式，集中财力物资发力于一处，相信中国的交响乐团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将可进一步得到满足。

鲁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