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彪西的那本就小册子的标准而言也算篇幅较少的《克罗士先生》中，与众不同的“辣眼”见解不时可以遇到。尤其是关于前辈作曲家贝多芬的《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又称《田园交响曲》），似乎一提到这部深受听众和音乐家喜爱的名作，德彪西的讽刺挖苦就会出现。

比如在德彪西最初以《与克罗士先生的谈话》为标题（后收入《克罗士先生》一书）发表于1901年7月1日的巴黎《白色杂志》的一文中，德彪西笔下虚构的、作为他的替身和代言人的“克罗士先生”首次现身。

在一个美好的夜晚，有人敲响了房门，只见“长着一张精瘦又干练的脸”的克罗士先生走了进来，这位来者自称是“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在和德彪西的对话中，话题由伟大的巴赫转向了贝多芬，谈到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写得如何不好，之后忽然将矛头指向《田园交响曲》，说道：“我更喜欢的是埃及牧羊人用牧笛吹出的几个音符，他让音乐与风景相结合，让我们听到的是你们那些理论书全然不知的和声。音乐家只会去听精心创作的音乐，却从不去听大自然中的声音。看日出对一个人的好处远胜于听《田园交响曲》。”

这种“看日出胜过听音乐”的观点可能相当符合当下一些“驴友”的口味，因为，《田园交响曲》不管是听唱片，还是在音乐会上听，都属于非现场体验，不如站在泰山之巅亲眼目睹壮丽的日出更有切身体会。

而在标题为《贝多芬》的另一篇文章中，德彪西再次谈到《田园交响曲》，这次就一场由诠释贝多芬交响曲的权威指挥家菲利克斯·魏因加特纳与巴黎的拉姆赫乐团的一场音乐会撰写的乐评，曲目包括贝多芬《田园交响曲》。德彪西——或者更准确地说，戴着“克罗士先生”面具的德彪西——将《田园交响曲》比作油漆画，“那上面朦胧起伏的山影是用十法郎一公尺的粗绒做的，树叶婆娑的树木是用烫发的小火钳夹出来的。”

假如我们处于还没有喜欢上甚至没有听过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状态，先读到了这些可以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文字，就像原本接受瓦格纳的复杂沉重音乐就有障碍而碰巧又读到《尼采反对瓦格纳》，会不会影响对贝多芬和瓦格纳作品的看法和接受？毕竟，德彪西也好，尼采也好，都是拥有话语权的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见解并非戏言，他们的态度不乏分量。

而且，关于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德彪西的观点并非孤例。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哲学家和音乐理论家泰奥多·阿多诺在写到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原始符号作为无意的喜剧时，谈到哲学意义上的自为存在“在贝多芬那里还被伪装成有趣的东西，在（《田园交响曲》）溪畔一幕的结尾处，鸟儿像机械玩具一样唱歌”。

类似的论调在著述甚丰的当代钢琴家查尔斯·罗森的名著《古典风格》中有着更理论化的表达。在罗森看来，与海顿更具有“田园性”的创作如清唱剧《四季》相比，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让这种音乐风格变得更加粗糙，也有了更多的感伤因素，“而仅是依靠贝多芬壮丽的抒情能量才弥补了这种微妙平衡的损失。”

尽管有从德彪西到阿多诺、罗森对《田园交响曲》一脉相承的批评声音，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无论是音乐会上演出这部交响曲的频率，还是唱片录音的版本数量，均能充分证明这部交响曲深受听众欢迎。事实上，在我们大多数人的阅读中，与德彪西、阿多诺、罗森的上述观点相遇的几率，远低于对《田园交响曲》热情赞美的文字，包括对“德彪西们”的观点客观上构成回击的阐述。比如音乐研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著述者之一、唐纳德·弗朗西斯·托维在《音乐分析随笔》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加以分析时，就在一则注释中将矛头指向那些贬低贝多芬创作的人：“我奉劝那些仍对贝多芬大放厥词的人，还是放明白些为好！”关于《田园交响曲》，“我们面对的是一部完美的经典交响曲。就像贝多芬的每一部交响曲，海顿的大约40部以及莫扎特的至少7部出色的作品一样，这部交响曲（指贝多芬《田园交响曲》）包含了在任何其他作品中都不可能发现的特征。否则它就不是经典了。”

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音乐辞书之一《格罗夫音乐词典》（后来名为《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词典》）的创始编纂者乔治·格罗夫，在所著《贝多芬和他的9部交响曲》（1896年出版）中对《田园交响曲》从作曲技法到音乐表现的深入分析，旨在印证贝多芬这部交响曲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杰作。

英国作曲家罗伯特·辛普森在他为“BBC音乐指南”丛书撰写的《贝多芬交响曲》中，认为《田园交响曲》是贝多芬写下的所有音乐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尤其是第二乐章“溪畔景色”的乐队配器所表现的诗意，从未被后世任何一位作曲家超越。也就是说，哪里来的阿多诺所说“鸟儿像机械玩具一样唱歌”？

对于每一位听音乐的人，阅读和聆听都是如影相随、始终相伴的行为，阅读是我们了解音乐作品的重要途径，很多文字都堪称引领我们从音乐中不断有所发现的良师益友。即使是像德彪西、阿多诺、罗森给予《田园交响曲》差评的文字，实际上也有其存在价值，他们基于创作观念或美学见解的批评质疑，使得我们对《田园交响曲》这样的杰作所怀有的敬仰和热爱有清醒的理性相伴，使得我们的聆听是“理智与情感”同在的体验，成为查尔斯·罗森一本文集的书名所指向的“批判性娱乐”，而不是发烧友高呼“完美”的狂喜心态。

经得住理性审视的热爱，无疑更有持久的生命力。对负面观点的辨析，来自更广泛的视野和阅读。比如对德彪西的听《田园交响曲》不如看日出的观点，有人会提醒我们，在艺术层面的理由之外，未必没有同行相轻的潜在心理作祟。德彪西所说的日出，还未必是自然界的日出，而是他自己的《大海》第一乐章“海上，从黎明到正午”中的日出。也就是说，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不如听德彪西的《大海》……如果这样的分析显得有些难以置信，那么联想到勃拉姆斯称布鲁克纳的音乐为“交响乐的大蟒蛇”、瓦格纳关于同行尤其是门德尔松的那些尖锐观点，也就觉得合乎人之常情了。

当我们在指挥家蒂勒曼的《我的瓦格纳人生》第二章“瓦格纳的宇宙”中读到这位以当代最杰出的瓦格纳作品诠释者之一闻名乐坛的指挥家向他热爱的作曲家隔空发问时，作为读者的我们，脸上会不会出现会意的笑容？“如果他出人意料地走进门来，我倒是特别想问他，亲爱的瓦格纳先生，以您的个性和人品，怎么可能对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做出如此错误的判断？”我们是否也可以隔空发问：亲爱的克罗士……啊不，德彪西先生（还有阿多诺先生、罗森先生），以您的品味和判断力，怎么可能对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作出如此错误的判断？

王纪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