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以大众化著称的BBC逍遥音乐节的一大特色便是着装随意，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特色好像显得不那么像一个特色。无论国内外，今天绝大多数音乐厅或歌剧院早已没有了纸面上的着装要求，而我们印象中这些场所的正装习惯也正逐渐在舞台上与座席中消失。

数年前，一位老师曾私下向我表示，她实在是看不惯那些穿着帽衫、运动鞋就来听音乐会的听众，认为如此着装对于舞台上正襟危坐的艺术家们多少有些缺乏表面的尊重。但当我亲眼目睹当红大提琴明星谢库·坎涅-梅森（Sheku Kanneh-Mason）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穿着花衬衫、彩袜子与球鞋拉协奏曲，并照样收获山呼海啸的鼓掌欢呼时，不由得以一位听众的角度重新思考：在我们这个时代，听音乐会真的还需要穿正装吗？

首先需要指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于“正装”的定义截然不同。时代在变，人们对不同衣着品类的功能认知以至于着装习惯也在不断改变。今天被认为相当“正式”的衬衫曾经更近似于一种内衣，而曾几何时，贵族男士们一度风行穿着长丝袜和高跟鞋。今天的听众在普通的音乐会中穿着白领结礼服（white tie），或许就像是20世纪的听众在音乐厅中戴着假发塞进紧身裤一样显得不合时宜地滑稽。而我也在西方的音乐厅中看到过一些来自中东或南亚国家的听众穿着相当显眼的民族服饰——这大概也应当被认为是一种足够体面的正装吧？

多数听众穿上这些好看而难穿的衣物观演的目的，是为了在形式上表示对表演者以及音乐艺术的尊重。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们与台上正装的音乐家们一道忍受衣着的麻烦，而把好的外表留给彼此与音乐。观看上世纪中叶那些著名的音乐会与歌剧录像，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观众席中一色的西服长裙；而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比如重要的音乐节日中，甚至可见各种隆重华丽的礼服礼裙。这或许也奠定了许多听众乃至普通人群对音乐会着装的一种一般印象。

这种一般印象在今天的观演礼仪中仍然发挥着影响，只是其影响似乎越来越弱。西方的传统古典音乐市场由于消费人群以中老年人为主，西装、衬衫、长裙、皮鞋之类的品类本就是他们平常着装的习惯，而他们多少对于观演礼仪有些保守的追求，因此正装出席的人群比例仍然相对较高。不过，虽然部分相对年轻的听众也往往会穿着相当“商务”或设计师品牌的正装出现在音乐厅中，多数涌进剧场的年轻听众在着装上还是颇为随意的，基本是有什么穿什么——尤其是在某些“出圈”大明星的音乐会上。当然，在着装上不那么讲究的中老年听众也并不少：湿冷的秋冬季，老年人们最青睐花花绿绿的抓绒衫与羽绒背心，而他们逐渐迟缓的腿脚可能还是在软底的老年鞋中步行得最自如。我曾在多个场合见到坐在听众席中的钢琴家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这位年逾九旬的拄拐老人总是穿着舒适的灯芯绒夹克和厚底鞋。

与西方市场中正装比例的下降形成对比的，据我观察，是国内大都市音乐厅中正装比例的持续攀升，而且着正装者多为年轻人。当然，在这些年轻人穿起正装的很多年前起，我就总能在上海的各大音乐厅中瞥见几位衣着始终考究的“老克腊”“爷叔阿姨”。不过，总体比例仍未必超过西方市场的一般情况，我就知道有不少相当高黏性与高水平的听众朋友向来都是球鞋配牛仔裤。

那么，话说回来，我们这个时代的听众真的需要穿正装吗？或者说，“穿正装”这一行为还是一种必须的对音乐与音乐家表达尊重的形式吗？或许不是，尤其当正装已逐渐脱离我们的日常着装时。钢琴家卢冈斯基（Nicolai Lugansky）在舞台上总是一套标准而笔挺的白领结礼服，可当我在他的某场独奏会的第二天晚上在同一音乐厅中同他偶遇时，这位不起眼的观众斜挎着布包，穿着毛衣、休闲裤和黑色板鞋。

然而，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我仍然愿意穿着正装听音乐会，尤其是我非常尊重的艺术家的演出。据我观察，在着装上真正做到考究的演奏家，其艺术态度亦往往相当严谨——此处的考究并不是指像某些有专门形象团队的大明星那样油光水滑、花枝招展，而是考虑到不同场合甚至不同作品的真正大方得体的考究。比如小提琴家海涅斯（James Ehnes），这位生活中穿帽衫、板鞋的北美男人在舞台上总要换个模样：他演奏协奏曲时总是漆皮皮鞋与白领结礼服，演奏室内乐时则换成普通套装与领带，而在音乐节上演奏时则是黑领结礼服。在着装上与日常生活拉开差距，更能助力他们在演奏上也进入另一种状态。而我想，这一点对于听众们亦是一样——毕竟，每场音乐会都理应是生活中独一无二的一次。

写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了小提琴家薇特哈斯（Antje Weithaas）。她在伦敦举行三场巴赫系列音乐会时，每一场都穿着体面，且未重样。当我在后台特别提到这一点时，这位备受赞誉的演奏家与教育家竟对我玩笑：你不也一样吗？

杨罕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