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应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邀请，邓建栋以演奏家的视角将音乐表演实践过程中的核心板块“二度创作”作为切入点，与美学理论中的“审美旨趣”概念相结合，以二者的交互影响为导向，带来“谈二度创作的审美旨趣——以‘二胡狂想曲’为例”的专题讲座。

一度创作奠定审美底色

二度创作决定审美高度

由王建民创作、邓建栋委约并首演的《第一二胡狂想曲》于1988年问世，35年之后，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委约创作的《第六二胡狂想曲》也随着中国音乐金钟奖的舞台如约而至。王建民创作的二胡“狂想”系列是他民族音乐创作领域的主线，他将二胡演奏技术的突破纳入创作的预先构想，打破传统音阶的桎梏，使民族特色与创作个性共存，引领二胡演奏艺术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同时，非标题音乐体裁的使用也为演奏者的二度创作拓展了更加自由的审美创造空间。该系列作品在先破后立中逐渐凸显出中国民族音乐的“骨象”，承载着中国弓弦艺术的“情理气格”。这件来自民间的乐器经历了不平凡的一百年，已然在新时代的民族音乐视域下稳步走向“雅俗共赏”的合流。

就音乐这一艺术门类而言，自创、演环节有了明确的分工后，音乐表演作为二度创作，为一度创作赋予鲜活生命，也是连接创作者（一度创作）与欣赏者（三度创作）的媒介。在创、演、赏三方“审美旨趣”的两两作用下，使得表演环节生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一度创作是殚精竭虑，二度创作是呕心沥血，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对话，通过音符将人的思想升华，是两种生命的结晶体。演奏家并非是乐谱的‘搬运工’和‘解说员’，充分尊重一度创作是‘复原’作品的前提，后续能否‘创生’出一种新的表演内容，才是二度创作的意义所在。”邓建栋表示，“创生”的本意是从无到有，予物以生命，音乐中的“创”和“生”也是一对互动关系。一度创作的结束意味着音乐文本的生成，当中寄托了创作者的生命情怀和审美理想。在二度创作的过程中，表演者以往的审美经验和当下审美维度中的隐秘秩序决定着作品二度创作的纵深，也是音乐表演实践过程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可以说，一度创作奠定了音乐作品的审美底色，而二度创作决定着音乐作品的审美高度。二度创作也是一个演奏者全身心投入的过程，是一种调动“通感”与身体机能，达成“心手合一”的综合性训练。从静态文本到动态表演的过程使二度创作“创生”成一种有生命、有情思、有意味、有韵趣的综合性审美活动。在这次的讲座中，邓建栋从演奏家的角色出发，生动还原二度创作的四个阶段。

案头准备

音乐文本的准确解读

“演奏家的工作是在解读文本时要通过‘读谱、唱谱’来辨析其母体来源，捕捉文本中带有的民族基因，将音乐语言素材熟练掌握，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演绎作品。”邓建栋谈到，解读文本是二度创作的初始阶段，演奏家要从创作背景、文化内涵、创新立意、音乐风格、曲式结构、技法特色等方面入手对文本进行准确解读。最终由过往的审美经验、当下的审美心理与客观存在的作品文本糅合成初步的设计构想。

当演奏家接触一部新作品时（如风格性作品），需要在读谱、唱谱的过程中解析旋律与作品风格的内在联系，运用想象与联想建立内心听觉。如《第二二胡狂想曲》文本中出现的“小二度”“小七度”“减八度”音程均来自于湖南花鼓戏的音乐素材，这些特殊音程在二胡的线性旋律文本中未必有全面的体现。所以，演奏家不能局限于阅读本声部的旋律乐谱，还要阅读伴奏谱和总谱，旨在厘清整部作品中多个声部之间的组织架构，思考本声部的内容在交错叠加的织体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该运用什么样的理念方法、如何通过演奏设计来弥补乐器的局限或更恰当地表现作品的风格特色等。

视奏练习

音乐数据的准确表现

邓建栋表示，当演奏家把内心听觉和对音乐作品的想象通过视奏转化为实际的音响时，是一个选择和搭配的过程。演奏家将音乐文本中呈现的数据：如拍号、速度、力度、指法标记、表情记号、特殊技法等符号化的信息转化为具体的表演动作，并完成乐句、乐段、乐汇等大小音符单位的排兵布阵，同时适当地将个性化处理加入其中。通过表演动作输出音乐数据的过程中，演奏家会根据内心需求产生相应的审美意象，并依据音乐作品呈现的风格与旋法，灵活转换演奏语境、选择合适的弓法指法、塑造音符形态的向背曲直、匹配声音色彩的明暗浓淡等。在这个相对自由的二度创作空间中所启用的各项元素要与脑海中生成的审美意象十分贴合，才能将客观的乐谱信息与主观的认知相统一。

邓建栋举例，《第三二胡狂想曲》为塑造生动的西域舞蹈场景，创造出婀娜灵动的声音效果，左手滑音的尺寸设计倾向于“小巧”，听感中的旋律弹性应大于节拍的准确性。所谓“速度对位前提下的弹性节奏表现”即乐思展开中的句法进行不宜设计得过于常规，左手音乐表情的输出也尽量避免机械化……诸如此类依据内心律动将音乐要素处理成随机变化或弹性控制的表演现象，均来自于演奏家与音乐文本切磋的闭环中产生的感性经验，也是人性化音乐表情的最关键因素。

磨合调整

于思辨中更进一步

二胡的演奏艺术中，左手是热情，右手是力量。通过左手体现的风格性技巧如滑音、揉弦、装饰音等都是表现音乐风格的主要技术手段，是二胡演奏艺术中应用技巧的重要组成部分。

“滑音、揉弦等技法的恰当运用与否主要体现在设计的分寸感上，需要仔细反复揣摩。不同的音乐内容和风格搭配不同的左手技巧，就像烹饪时选用不同的佐料，这些材料和佐料的选用，要与作品背后的文化气质相吻合。”邓建栋以《第四二胡狂想曲》举例，该作品运用铿锵的西北音乐语言彰显富有生命力的黄土文化，左手的风格性技巧自不待言，右手弓法的设计也应有特殊考量。乐曲中加入“倒弓”的设计，营造出的“顿挫感”似乎更符合地域性语言特色，也是通过弓法的变化，完成了乐曲内在节奏的重新诠释。从“视奏”到“磨合”是一个步步深入、层层论证的过程，每一次的大绰小注、大猱小吟、弓子起落间的力度变化，甚至是滑音的短长、重音、语气，揉弦的迟速、幅度、频率等一系列细腻的触感，都体现出演奏家在二度创作过程中对分寸的拿捏、风格的匹配和火候的掌握，这些字斟句酌的推敲都是影响演奏最终能否曲尽其意的要义。

演奏验收

精益求精中突破自我

从琴房空间至舞台呈现的过程堪比鸿蒙之初的至暗时刻，几乎所有的演奏家都会陷入对作品演绎方式的确定-否定-打破-重建的往复循环。每一次的呼吸，每一句的转折，每一个为表现音乐所投入的肢体动作和细微表情，都是怀揣尊重艺术的初心在“千千万万遍”中雕琢音乐的细节。正如《傅雷家书》中写道：“你说常处在矛盾与快乐之中，但我相信艺术家没有矛盾不会进步，不会演变，不会深入，有矛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洞悉矛盾与冲突，是艺术创作的关键，就像如何正确认识理性与感性间的相互依存。理性的过度使用，会强力压迫作品的自然属性，感性的恣意澎湃往往使作品高开低走，缺乏内涵。“音色的变化度、音准的精确度、细节的精准度、律动的条理度、情感的入心度、动作的美感度、整体的完整度这七个标准，是我为自己制定的量化指标。”邓建栋认为，一个优秀的演奏家必然要让生气勃勃的音乐形象行走在精巧设计的情节之下，在“情”与“理”的合一之下创生出音乐中纵横有象的筋骨血肉，便实现了理性造物与感性创造的高度结合。

“音乐是直指人心的‘大美’，‘高雅旨趣’是人类的审美理想。我们如何将音乐作品设计得匠心独运、清雅脱俗、个性鲜明、别出心裁、不同凡响，达成‘真善美’的统一，其实最终指向的是审美的‘高级感’。”邓建栋说。

时尚界对高级感的定义是：一种气质，来自更高阶层的“俯视感”。是人们逐渐意识到泥沙俱下的审美活动会造成人的精神疲劳，为预防“审美降级”所宣扬的审美价值主张。与“美”相关的艺术门类互为投影，当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如临水照镜。当趋于浅表的审美倾向源源不断地产生快感意趣时，“审美降级”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美丑转换，它的背后隐藏着审美趣味的消逝、创造力的缺乏和执着于锐意创新的矫枉过正。音乐世界中真正的“高级感”“审美留白”和“极致细节”，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传统审美价值观念所追求的“雅正、风韵与隽永”，意味着与繁复的花样背道而驰，是需要沉心静气去体会的况味和优雅，不媚俗，不迎合，是“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概，是一种由内而外生长出的力量。

杨新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