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还是F6？最近的流行乐坛热点层出不穷，其中某歌手飙高音的音高问题就被各方热议，解读很多，争议也很多。不仅流行乐坛，专业声乐界对飙高音也习以为常甚至乐此不疲。每个人都有其各自的音色和音域特点，但人们往往无视或忽略这些不同，而统一以“你唱不唱得上去”来判定唱功。这确实有技术原因在里面，但片面夸大这种标准，无疑会干扰创作者、歌者以及听众的审美。为什么很多唱歌的人喜欢飙高音？为什么很多听众也喜欢听他们飙高音？这是一个关乎艺术创作的问题，也是审美观念的问题，亦是自然科学的问题。

人类潜意识里对高音是带有崇拜的，这与物竞天择的原始积累以及人类歌唱的历史演变都有一定关系。相对而言，声音音调越高穿透力越强、传播范围越广，也容易辨识。可以想象，早期群居的人类面对危险时拉一个“男高音”来站岗肯定比“男低音”更靠谱。高音在求偶、传播情绪与情感方面也具备一定优势，如我国部分少数民族中的对歌以及陕北民歌等。我们是否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产生了高音在传播信息上更值得信赖，甚至“高音是强者”的潜意识？笔者不敢断定。至少在多数人看来，两位同样音质、音感的男高音，能唱得更高的那位往往是胜利者和强者。不管是一首歌还是在歌剧、音乐剧中，歌唱的高潮也大多锁定在最高音部分。高音更能激发人的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分泌，使人兴奋。

音乐史上第一次大范围推崇高音文化是欧洲巴洛克时期的阉伶歌手时代。由于当时宗教规定不允许女歌手上台等原因，结合当时音乐创作、声乐技法的表达，阉伶歌手逐渐被追捧。阉伶歌手活跃的17至18世纪，是美声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作曲家会完全听从歌手的时代。那时，演唱的技法和效果要比情感和唱准音符更重要，长段的花腔、密集的强高音成为歌剧演员的必杀技。电影《绝代妖姬》就描述了意大利传奇阉伶歌手法里内利成长、成名的过程。随着人道主义和宗教、经济的发展，女性登上舞台以及“关闭”唱法等声乐技术的推动，18世纪末，阉伶歌手时代宣告结束。但其影响还在，今天的假声男高音依旧还有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子。

19世纪上半叶，罗西尼、贝利尼、多尼采蒂等作曲家活跃的时代是美声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当然，这离不开在这之前的格鲁克、莫扎特等前辈的努力。此时，不管是作品水准还是演唱技法都有了极大提升，歌唱者的情感表达越来越被重视，演员也更加尊重作曲家而严格照谱唱，用较科学的方法演唱花腔和高音已成为常态。帕瓦罗蒂就是通过多尼采蒂《军中女郎》中的9个High C拿下“高音C之王”的美誉。19世纪中下叶，随着瓦格纳、威尔第、普契尼等歌剧大师登场，歌唱角色和歌唱审美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此时，人物的情感表达和音乐的戏剧表现力被放在了突出位置，作品中的花腔和高音已明显减少。指挥家穆蒂在传记《音乐至上》中就抱怨歌剧演员在《弄臣》中的高音炫技有悖威尔第初衷。歌剧《托斯卡》中著名咏叹调“星光灿烂”的最高音也都是比High C音还低三度的A音，且这个音基本是经过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作品以及演唱者的发挥。到了20世纪，随着现代作曲技法的发展，作曲家突破了传统的美声审美观念，歌唱更像是一件发声的“乐器”，念唱、极高音的“鬼哭狼嚎”等手段开始屡见不鲜。

不过直到今天，传统唱法仍是学校、音乐厅、歌剧院的主流，我们对不同人声的分类体系和教、唱方法也已更加成熟。如在德国，仅女高音一项就至少有7种分类之多。

人声划分的参考标准之一是音域划分，此外还有性别、音色、力度、人物感等标准。其中，音域划分范围并没有绝对，常见的音域范围也只是一般范围。我们常说的High C就是指女高的C6音高（男高低八度，即C5），而在这之上的E6、F6在极少的作品演绎中，特别是在女高音花腔段或假声演唱中并不罕见。

从创作者角度来说，飙高音首先是作曲家的事。已定的经典作品我们当然改变不了，可是现实中，不管新创作的歌剧还是歌曲，为了高音而创作高音，为了花腔而创作花腔的现象比比皆是，仿佛没有那几个高音和几段花腔就显示不出创作的水准。情绪不够，高音来凑，这种创作审美理念仿佛倒回到阉伶歌手时代。最好的高音和花腔，一定是贴近人物和此刻情感表达需要的。不存在没有内容的歌唱，哪怕是一段哼鸣。再者，高音与花腔的创作还要紧贴语言和风格，特别是对中文来说，如果不适合，没必要照猫画虎。

从歌唱者角度来说，飙高音很多时候带有能力彰显的意味。不管是不是科班出身，高音有难度是大家的共识。哪怕你是歌唱家，很多时候飙高音一不小心也会失误。但一定要以高音论成败吗？有些大牌歌唱家在现场会临时采用低八度等方式演绎（有的作曲家也会用两种音高让演唱者选择），这也不失为一种优雅。而有些演唱者为了飙高音而擅自改谱，最后没有演唱成功或即便成功也达不到作品原本表达的效果，这就显得画蛇添足了。极度追求高音也会损害歌唱者的嗓音，影响其演唱生涯的寿命。

显然，相当一部分听众在飙高音这件事上也是怂恿者。也正是在这种怂恿下，某综艺节目里与韩红对垒的那个“我的高音在这个世界上比任何人都高”的小伙子，不仅听和唱的方法不对，审美也不在线。不仅是普通听众，连一些专业领域的专家也会因高音而对演唱者产生好感。不过，获得今年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美声）比赛第一名的男中音林子豪在决赛中演唱的歌剧《边城》选段“难道这就是难逃的宿命”，就是一首弱化技术而紧扣人物和情感表达的好例子，说明评委重视到了这一点。

唱得不好的原因五花八门，唱得美的标准大致一致，但美的标准里从来没有一项是飙高音。美一定建立在可赏性的基础上，而可赏性建立在作品准确表达的基础上。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唱高音的问题上也有过困扰，因为他此时脸部肌肉紧绷状态使其面部失去美感，而他采取了转身、侧身，或用手臂等肢体遮挡等方式，尽量让观众看到美的状态。反观我们的飙高音，为了能飙上去，体态早已无所谓。可见在飙高音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确立音乐的美感，首先要有马克思所说的“有音乐感的耳朵”，这个耳朵不只是听众的，也是创作者和演绎者的。三者之间有任何审美的不平衡、不通畅都难形成美的预期，更别谈俞伯牙遇到钟子期了。对飙高音这件事，创作者、演唱者和听众都应理性对待。创作者和演唱者都切忌浮躁应付，态度为先，不要为了飙高音而飙高音。听众也应给作品一度、二度创作多留点想象空间，不要被那几个高音扣在娱乐与感官的困境里。

月旦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