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不独是流行文化现象，古典音乐文化中追星也相当普遍。由于新世纪以来古典音乐文化的蓬勃发展，世界音乐舞台上的知名演奏家、指挥家、歌唱家，都在中国积累了数量庞大而稳定的粉丝团。前几年疫情的限制，更是让如今的乐迷增加了追星的期待与热情。对于这种反常情形，个别“大咖”演奏家表示了担心：“希望观众来认真听音乐，而不是来追星。”言下之意是提醒乐迷关注演奏（唱）家表演的音乐，不应当光顾着凑热闹。

类似的言语，透着对乐迷过分热情行为的某种怀疑。严重一点说，也可以说是对部分乐迷的“不信任”。各种数据表明，即使是在疫情之后，古典音乐演出在全世界都存在低迷不振的态势，演出上座率不算理想。而国内一些明星演奏家的演出场次却一票难求，甚至开票即遭“秒杀”，确实不能不怀疑某些人是为了追星而来。但这并不能成为怀疑乐迷诚意的理由，追星也并非对古典音乐文化生态的损害。相反，对偶像演奏家（歌唱家）的追捧，客观上煽起人们的观演热情。也就是说，追星本身就是听音乐的驱动力，于自身与他人、于音乐与社会没有副作用，更不是听音乐的对立面。哪怕是部分乐迷并不真正对演奏家的音乐感兴趣，仅仅是对偶像崇拜，也是积极的，值得尊重的，没有理由受到苛责。

如果将追星看作是不成熟，那么又如何定义成熟呢？关注音乐本身，不关注创作音乐的人，可以分得如此清楚吗？只知其一不求其二，故意割裂是否也是一种缺憾？再说，现实中古典音乐家不是常常要举行乐迷见面会、唱片签售会吗？这种社交几乎成为音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风景。资深乐迷无不拥有自己心仪的演奏家，对自己喜欢的音乐家往往爱屋及乌，从乐迷们收藏唱片就可以看出某种偶像情结，说起偶像的生活细节如数家珍。崇拜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期待和诚意的保证，包含对事物的积极态度和热情。而近代以来的古典音乐无不属于工业文化，遵循文化市场的规律，乃是创作、演绎、传播、接受作为一体的文化，轻视哪个环节都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以为追星不应当被看作音乐审美的对立面，而是审美的自然延伸，是文化行为的结构部分。对相当一部分乐迷而言，追星与听音乐根本就是一回事也未可知。这里虽然谈及的是古典音乐文化，但从本质上说，流行文化的追星和古典音乐文化的追星没有根本的区别。早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莫扎特、李斯特时代，追星本身就是音乐从宫廷走向大众的推动力量。只是如今的古典音乐文化追星从观看上表现相对温和一些，也基本上没有过激行为的条件。

今天，“追星”在一定的语境中被视为一种幼稚行为，这是有失偏颇的。一般而言，追星是对偶像的欣赏、痴迷、投射等心理表现。追星的负面影响通常发生在不更事、认知不成熟的年轻人中，因为他们在偶像崇拜上难以把握分寸，强烈的心理投射致使行为过当，导致“晕轮效应”，无限抬高和理想化自己认定的偶像，使价值认知出现偏差。这是人们所担心的。不过，这不太可能发生在古典音乐文化的追星上。古典音乐的明星，一般不是吹嘘出来的偶像，基本上都是千锤百炼的顶尖艺术家，他们的成就代表着世界音乐的最高水平。喜欢的程度热烈一些，就会有追星的表现。同时，我们应当清楚古典乐迷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涵盖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当然，成年人占绝大多数。客观地说，追星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文化现象，是人们生活、思想自由的表现。如果出现古典音乐演出的追星现象，着实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古典音乐文化偏于理性与秩序，但并不排斥感性与热情，追星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音乐文化的一种热情推动力。听音乐是文明社会一种普遍的、良好的审美需求。听什么音乐？由于人们有着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教育背景和不同的精神追求，大众听音乐的趣味也有着多样化的分野。听音乐的趣味无疑也是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古典音乐是其中的一种趣味，虽然有相当的普及性和无穷魅力，但也有门槛和一定的基础研究。音乐家固然希望人们都成为他们的知音，审美需求与他们的创作（演绎）同步。不过，这需要二者长期良性互动才能达成，美育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同时，有必要提醒的是，音乐家也不应故意夸大听音乐的专业门槛，甚至自我筑起与一般听众的隔离带，自我围蔽而不自知。创作、演奏音乐固然是不容易的事情，但就音乐所提供的是声音美的本质属性而言，听音乐没有那么神秘和玄乎。追星，也许存在盲目的认知偏差，却也可能是接近音乐的一条不错的途径。有时人们就是凭着那么一股热情劲、那么一次偶然的机会，与音乐结缘。不管是去追星还是去正襟危坐地听音乐，到了音乐厅的结果就是一次接触音乐家和他们的音乐表演的机会。就如同美食一样，我们主张追求精致的审美观，但是尊重不同口味。生活的境况际遇不同，也会造成对艺术趣味的分层和条件所限的无奈。审美的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古典音乐“高雅与精致”的价值，追星如果未能抵达，但只要是一种向往，就应该视作听音乐的美好开始。

听音乐快乐，追星快乐且光荣。

麦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