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中国爱乐乐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为北京的听众奉上了一场曲目选择相当有穿越感的音乐会。三部作品来自不同地域的作曲家，创作的时代也不尽相同，但却有一些元素给这几部作品创造了隐秘的联系。

中国首演的雷斯庇基《滑稽曲》作为一首音乐会序曲，并不以气势磅礴取胜，而是长于绚丽的配器色彩。当晚，乐团给这部作品注入了足够的音响密度，使和声与音色层面的交织浑然自成。调式场轮替的手法一方面构成了丰富的和声色块，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模糊了音乐的方向感。好在年轻的指挥家金郁矿把握住了长时间段的结构层次，让乐曲保持了足够的张力，称心乐意。

周天的小提琴协奏曲《夜途》是第三届上海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的指定作品。恐怕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中国特质，作曲家在纵向和横向上都使用了五声音阶材料；又为了让作品具有现代气息，旋律声部与和声层之间始终保有半音化的不协和元素。但这种微弱的间离感伴随着稳定的律动，并未给音乐创造出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倒是多了一份东方主义的媚态。作曲家开发了全音阶与民族音调之间的交融，不能不说，出手老练。这也给音乐蒙上了乡愁的薄纱，有循环感且暗示变革进行的柱式和弦背景犹如人在异乡徘徊踟蹰的低吟。如若第二乐章中没有出现扬琴的轮竹，音乐或许能更加沁人心脾。遗憾的是，第三乐章的托卡塔，完全破坏了前两乐章营造的婉约气质。四五度叠置的和弦、切分音节奏，似乎唤起的不仅是对斯特拉文斯基和巴托克的刻板印象，还能想到科尼斯和朴茨的生存之道。内敛的意蕴神思让位给了喧嚣的伪原始主义，一切对过往的追忆都幻化成一个扁平的当下。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压缩中，音乐迎来了哈恰图良式的狂欢。小提琴家林瑞沣的演奏极富感染力，具有无可挑剔的技术发挥。如果这种超强的主导意识能够升华为对音乐本体叙事的多层演绎，或许能给人留下更多的回味。

音乐会的重头戏是下半场演出的哈恰图良《第二交响曲》。这部作品无意展示任何一类东方主义的狂欢，而是与肖斯塔科维奇第七、第八交响曲，普罗科菲耶夫《第五交响曲》以及米亚斯科夫斯基《第二十二交响曲》一样，同属于苏联的卫国战争系列。虽然此曲的演出频率不及作者的舞剧配乐和协奏曲，却是作曲家丰富的配器想象力与深沉的结构内聚力之体现。其中最感人的是如葬礼进行曲一般的第三乐章，开头所有木管乐器同度齐奏的亚美尼亚悲歌旋律，是对嘟嘟克笛苍凉哀怨之音响的延伸性刻画，而第二主题中拖着沉重步伐的末日经，则是对死亡的明确象征。分裂和弦产生的撕裂感和弦乐队高音区密集排列的浓重，一齐塑造了悲天悯人的痛楚。对这个乐章最“正确”的解读是，它表现了卫国战争中无数烈士前仆后继的悲壮与呐喊。考虑到这部作品创作的时间——1943年，上述诠释必有其道理。但我认为，哈恰图良在这个乐章中近乎融入了亚美尼亚人上千年四处流离，无数次遭受异族屠戮的历史记忆。这种用两个不同风格素材写作的二重赋格再现，使全曲的创痛达到顶点。

第一乐章开始的警钟长鸣，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中提琴演奏的主部主题将民族化色彩用极度克制的方式呈现出来，由大管主导的副部主题在性格对比的同时推进了音乐织体的层次。最能唤起高加索风格想象的第二乐章在节奏上通过切分音塑造出不安的悬疑感，同时八声音阶的使用也增添了音乐发展的多向性。

金郁矿对整部交响曲的把控可圈可点。面对作品中大量的转速，他极好地找到了分拍组合形成的复杂比例关系，并利用这些质数比例使音乐得以平滑地推进情感。对作品的结构，他也细致地把握住了层层递进的长线条呼吸。

中国爱乐的管乐在本场演出发挥不俗，尤其是在哈恰图良《第二交响曲》中，大管和低音单簧管在音色与句法层面的表现为整个演出增色颇多。相比之下，弦乐队在复杂节奏的把控、稠密音响的整体张力等方面还有可提高的空间。

无论如何，我们能在这场演出中清楚地看到乐团的进步。爱乐在音乐季曲目选择上的良苦用心也值得称赞。

代博/文

韩军 罗维 付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