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5月7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今年是这部作品诞生的两百周年，两个世纪来，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这部作品的热度和意义不减当年，并且就像所有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那样，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历久弥新。
50英镑的委约之作
贝多芬早在1812年创作第七和第八交响曲时，就产生过写一部d小调交响曲，以和“第七”和“第八”组成一个三部曲的构思。有人甚至暗示这一计划远可追溯到作曲家在波恩的早期，在那里他首先表示了要将席勒的《欢乐颂》谱成音乐的愿望。但如果以这种想法刨根究底的话，作曲家的意图便可以横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了。虽然在一些早期作品，如1790年的《帝国尊严利奥波德二世登基康塔塔》和1808年的《合唱幻想曲》（作品第80号）中，人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这一雄心勃勃的伟大构想，但直到1822年秋，贝多芬才认认真真开始考虑动笔。1823年，随着《庄严弥撒》的完成及其最后一部主要钢琴作品《迪亚贝利变奏曲》即将竣工，他才全身心投入交响曲的创作中。
来自英国皇家爱乐协会的一笔价值连城的委约费，让不依附德奥权贵因而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贝多芬得以沉下心来构思这部旷世巨著。
1815年，英国皇家爱乐协会董事查尔斯·尼特（Charles Neate）从伦敦赴维也纳，和贝多芬见了一面，给了他50英镑的酬劳，同时把贝多芬给他的三份“见面礼”——《雅典的废墟》（作品113）、《史蒂芬王》（作品117）、《命名日序曲》（作品115）带回英国。
这三部作品虽然都不是作曲家的代表作，却已足以让英国社会为之倾倒。于是，协会董事局拟邀请贝多芬于1817年到伦敦指挥自己创作的两首交响曲，可惜谈判没有成功，计划付之东流。不过为了向协会支付的经费表示感谢，贝多芬于1824年将《第九交响曲》的一叠手稿寄给协会，并在封面亲笔题词“为伦敦的皇家爱乐协会而写”。这份手稿如今珍藏在大英图书馆。算上通货膨胀，1824年的50英镑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人民币50万元。
贝多芬献给英国皇家爱乐协会的《第九交响曲》封面题词
1826年，当协会得知贝多芬卧床不起，急需用钱时，又汇了100英镑给作曲家“以备不时之需”。汇款一路辗转，过了好久才被作曲家收到。收到汇款的第二天，贝多芬就与世长辞了。不过他还是短暂享受到了汇款带来的生活质量改善，在病榻上让自己的抄谱员辛德勒代为转达对协会及英国人民慷慨之举的感谢。
1825年3月21日，“贝九”在伦敦作了英国首演，首演地原址挂了一块蓝色的象征文化地标的铭牌，上书“由伦敦的皇家爱乐协会委约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此地作了英国首演”。委约“贝九”和接济贝多芬成了英国皇家爱乐协会成立两百多年来最大的“绩效”。
这段委约史在作品的唱片说明书和演出节目单中都较少提及，可能人们并不想把这部象征着大爱和力量的超然之作和相当于人民币150万元的收入划等号。不管如何看待委约史，“贝九”早已超脱金钱的价值和时代的束缚，拥有独属于自身的永恒生命力。
符号化的《欢乐颂》
关于“贝九”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两个世纪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学家、历史学家、理论家和评论家们的著作车载斗量。这部作品在历史上重要场合的演出史，也在述说其传递出的超越民族、信仰和地域的普世价值。
尤其是第四乐章《欢乐颂》，引入了四位独唱和合唱，人声的表达由此第一次成为交响乐的“标配”。这个乐章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吸引着通俗文化竞相向其致敬。在西方，《欢乐颂》被用作欧盟“盟歌”，其主旋律甚至反复出现在包括《发条橙》《虎胆龙威》和《修女也疯狂》在内的一系列以动作和幽默著称的电影中。
在委约“贝九”的英国，《欢乐颂》经常会被当作政治符号来引用。2011年，祖宾·梅塔指挥以色列爱乐乐团在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演出，遭到一群突然冲进去的亲巴勒斯坦抗议者示威，示威者大吼的就是《欢乐颂》。2017年同样在逍遥音乐节，钢琴家伊戈尔·莱维加演了李斯特改编的《欢乐颂》，被普遍视为对英国“脱欧”的无声抗议。虽然逍遥音乐节的主办方英国广播公司严禁演出方和听众把音乐会用作宣扬政治立场的工具，但人们似乎总有办法用“贝九”来绕过审查，表露心声。
在中国，“欢乐颂”既是商户房地产商开发的楼盘和一座地处深圳的综合性商场，也是一部人见人爱的都市女性励志剧和偶像流行歌手的组合，即便它们和音乐原著毫无关系。
贝多芬这部编号最大的交响曲在全人类漫长丰沛的交响乐这一体裁的产出中，究竟占据何种地位？一份专业的榜单可供参考。
英国媒体素来擅长以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排行榜吸引读者眼球。2016年9月刊《BBC音乐杂志》邀请了151位全球知名的指挥家——包括西蒙·拉特、洛林·马泽尔、马里斯·杨松斯和马琳·阿尔索普等名家，投票选出自己觉得最伟大的交响曲。杂志继而根据每位指挥提交的榜单，总结梳理出有史以来20部最伟大的交响曲，依次排名。“贝九”在该榜单中排名第二。
《BBC音乐杂志》对这部作品的伟大特质言简意赅地评价道：“只有最厉害的天才，才会想到把慢乐章放在第三乐章而不是第二乐章，如此一来就更能衬托出随后的高潮，这一做法后来被马勒借鉴了。也就是说，前三个乐章已经奠定了作品的伟大。第四乐章《欢乐颂》绝对属于十九世纪的‘洗脑歌’。得益于第四乐章，这部作品的影响力才绵延至今。”
中国制造传世界
“贝九”进入中国的历史、历代重要演出及相关唱片出版的资料整理，指挥家卞祖善在为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撰写的论文《人类的交响乐在中国》中已尽数搜罗陈述。
据卞文记载，1927年3月27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在中国演出了“贝九”前三个乐章。9年之后即1936年的4月14日，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指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在大光明剧院，也就是如今的大光明电影院首度上演“贝九”完整版。这场演出因为有照片存世，声名大噪，大有盖过首演之态。
1959年迎来一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贝九”演出。当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严良堃在北京指挥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演出了此曲，《欢乐颂》首次用中文译本的唱词演唱，蜚声海内外。
在录音层面，至少有四套录音可供感兴趣的乐迷鉴别收藏，他们都来自中国指挥家和乐团，可以说是浩瀚如烟的“贝九”录音版本中为数不多的“中国制造”。
中央乐团曾在李德伦、韩中杰、严良堃和陈燮阳这四位指挥家的执棒下录制过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包括严良堃指挥的“贝九”。这套上世纪80年代问世的录音在国内以磁带形式发行，一套六盒，在境外有黑胶唱片，一套九张。
陈燮阳是推广贝多芬的功臣，他有两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音，指挥的都是上海交响乐团。第一套在上海唱片厂的录音棚录制并于1988年出版；第二套源自2007年至2008年的上海星期广播音乐会现场录音，有激光唱片问世，一套五张。
1988年，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贝多芬交响曲全集
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录制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音
上海爱乐乐团亦有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音，均为现场录制，由张亮指挥，于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之际在上海以激光唱片和黑胶的形式发行。随着唱片发行逐渐向数字化发行过渡，过往音像制品的数字化转换，这些来自中国的“贝九”之声如今也能被国外的乐迷欣赏。
不过，中国乐团在海外巡演时极少演出“贝九”，这是因为此曲需要庞大的乐团外加合唱团和领唱，而一般交响乐团出国巡演不会如此兴师动众。也正因如此，一次难得的“贝九”经历不得不提。
2015年8月至9月，中央歌剧院庞大班底正在欧洲巡演，其中重要的一站是在意大利塔湖的普契尼歌剧节上演王湖泉导演的《图兰朵》，稍早一站履及意大利北部城市梅拉诺。8月25日晚，时任院长俞峰执棒中央歌剧院歌剧团、合唱团、交响乐团演出了殷承宗等创作的《黄河》钢琴协奏曲（钢琴独奏赵梅笛），下半场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四位领唱分别是王威、王红、李爽和王海涛。2015年恰逢创建于1986年的梅拉诺南蒂罗尔音乐节30年大庆，这台演出是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
与奥地利蒂罗尔州接壤的梅拉诺是温泉小镇，如同欧洲几乎所有闻名遐迩的温泉小镇一样吸引着历史上无数音乐家到访，包括格里格、巴托克、麦克斯·莱格、亨德米特、普契尼和勋伯格等。1922年，当地举办了第一届音乐节，到访的理查·施特劳斯在自己的艺术歌曲音乐会中演奏钢琴。1923年，布鲁诺·瓦尔特指挥了梅拉诺温泉交响乐团。但直到1986年，梅拉诺才开始固定举办音乐节，每年一届，众星云集。
多亏了中央歌剧院为演出歌剧《图兰朵》而携合唱团、独唱和乐团赴欧，欧洲乐迷才有机会在意大利首屈一指的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上欣赏到一版代表着中国之声的“贝九”。
中央歌剧院在意大利梅拉诺南蒂罗尔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上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笔者当年有幸作为独立观察人士应邀与中央歌剧院同行，履及梅拉诺与塔湖两站，梅拉诺的演出在凯瑟尔剧院（Kursaal-Merano Teatro）。上下半场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和“贝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不约而同地传递出的高昂民族气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一浪盖过一浪。我在二楼听完了整场音乐会，还用一台便携式摄像机录制了视频。在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下，俞峰五次谢幕，没有空调的音乐厅里大汗淋漓的艺术家们湿透了衬衫和背心，但他们热情高涨，兴致盎然。演出传递出人类的普世之音，响彻寰宇。
唐若甫/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