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留声机》（Gramophone）杂志在古典音乐行业尤其是唱片界享有盛誉。2005年至2008年，《留声机》中文版在中国内地出版，在肩负英文版唱片收藏指南之责的同时，也积极谋求本土化改造，直面国内音乐产业。从其降生到消失，这四年既是全球实体唱片向数字音乐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亦见证了古典音乐类纸媒在中国的盛极一时。
从伦敦到北京
虽然留声机这种老旧机械构造的黑胶唱片播放设备早就被家庭电子产品更新迭代，更多被置于博物馆和陈列室中，但“留声机”这三个字倒是像金字招牌一样一直在乐迷心中闪闪发光。
创刊于1923年的《留声机》杂志是全球知名，恐怕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深耕音像制品收藏的唱片导购刊物。杂志的王牌栏目众多，比如，“收藏”是就一部经典作品列举二十余种版本的唱片并择优推荐，“封面故事”往往是对当下有重要唱片出版的明星的深度专访，“品鉴”收入150张左右上个月发行的唱片的评论。
数万字篇幅的文章由一众来自英语母语国家的顶尖作者执笔，其中不乏如爱德华·格林伍德、杰德·迪斯特勒和约翰·史甸这样横跨大西洋两岸的唱片品鉴大家，他们往往也是其他唱片导购丛书诸如“企鹅”的作者，也有像英国皇家音乐学院（RAM）院长乔纳森·弗里曼-阿特伍德这样的专业人士。院长先生还在担任副院长时就一直低调地为杂志撰写唱片评论并以此为荣。
权威的文字固然是杂志的看家法宝，但其“筹码”另有来头。创建于1977年的“留声机”大奖好比古典音乐类唱片的风向标，其在业界的显赫地位不仅来自评委的专业性，更来自唱片获奖后对销量实打实的助推。业界的追捧意味着丰润的广告收入，读者的认可意味着杂志销量不愁。
2005年，杂志的出版商，总部位于伦敦的干草市场出版社（Haymarket）又多了一张可观的稳定饭票，那便是来自中国的授权费。北京普罗艺术以版权引进的方式于当年获得《留声机》在中国内地的简体中文出版权，版权覆盖杂志自1923年起的所有期刊。权威的《人民音乐》杂志以“一号两刊”的形式授权普罗艺术以《人民音乐·留声机》之名发行《留声机》中文版，出品人为普罗艺术的拥有人王翔，首任主编为刘雪枫。
从北京到伦敦
刘雪枫一直是我的偶像，也是我走上音乐媒体道路的引路人之一。
2005年初，我辞去在东莞担任一家美国公司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的职务回沪，赋闲在家。8月末，正踌躇不得志时，刘雪枫来电，说正在筹办《留声机》中文版，问我有无兴趣北上出任他的助理。我顿时欣喜若狂，仿佛美梦成真。
我对《留声机》颇为了解，2002至2004年便将《留声机》过刊中的王牌栏目编译成中文刊载于上海音乐出版社《音乐爱好者》杂志。能无缝接触到最新杂志，外加1923年以来的全部历史档案，让我激动万分。另外，早在世纪之交，我便挂上了刘雪枫担任主编的北京三联书店《爱乐》杂志“驻沪记者”名头，一直以来希望投靠其门下，如今终得成全。
9月初，我来到北京，开始了“南征北战”的闯荡。编辑部位于普罗艺术在大雅宝胡同的办公室，与普罗艺术的唱片及版权部门同在一屋。小小的房间内，我和编务面对一摞摞从英国直邮过来的《留声机》杂志，就像掉进米缸的老鼠一样，兴奋得有点不知所措。成吨的工作量很快压到肩上——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出版试刊。
早在发行之初，王翔便定下了中文版一半内容翻译，一半内容原创的目标，试刊便是贯彻落实这一理念的试验场。选题会上很快定下了试刊封面人物为指挥家西蒙·拉特，主要考虑到他刚刚以一张为百代（EMI）灌录的法国作品出现在原版杂志封面上，而且当年10月即将率领柏林爱乐乐团重返中国。在英文版编辑的斡旋下，10月初，我在陪同王翔和刘雪枫在伦敦参加《留声机》大奖之际，给人在柏林的拉特作了半小时的电话采访并火速整理成文。
结合原版封面故事译文，我们将翻译加原创文章置于同一个主题下，既契合拉特唱片出版的国际焦点，又符合拉特首次访问中国的当下热点，试刊号于10月中旬出炉。
当我在王翔和刘雪枫的呵护下，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发布会后把一本飘着油墨香的试刊递给拉特签名时，一本注定与众不同的杂志就这样在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好奇的目光下宣告问世。
《留声机》中文版一直以字号小、杂志厚和内容深著称。最高达到15万字体量的文章被挤在120余页的非广告页面中，设计师不得不把字号一再缩小，导致后来我读自己编的内容时都有种杂志除了附赠唱片还应附赠放大镜的想法。采用120克铜版纸作为内页，300dpi全彩印刷的杂志摸起来硬朗厚实，翻页时质感满满，在当时普遍还在使用环保纸甚至单色印刷的同类期刊中特别晃眼。随着原创内容比例不断提高，杂志对每期重大选题的挖掘可以分配出几十页，篇幅甚至可以占据到整本杂志的三分之一，人物涉及利盖蒂、肖斯塔科维奇、罗斯特罗波维奇、谭盾、郎朗等。
让我最引以为豪的是中文版内容“反哺”原版，实现“从北京到伦敦”。2005年底，我在上海采访彼时携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来华巡演的指挥家马里斯·杨松斯的内容，后来被英文版主编索要作为原版杨松斯封面故事的素材。
英文版2007年3月号郎朗的封面照片也是中英联动，由中文版策划拍摄的。京城知名摄影师史宏伟是王翔的好友，承担了拍摄任务。寒冬腊月的一天，拍摄一行本想在建造中的国家大剧院工地拍摄，结果被尽职的保安赶出工地，最终杂志呈现的“钢琴家伸出巨大左手”的封面照是在西单古色古香的“中国会”俱乐部内拍摄的。
原版杂志主编詹姆斯·伊文特地访问中国，配合郎朗封面撰写了深度文章《在中国，音乐呈爆炸式增长》，副标题是“百万级艺人，亿万级听众，中国如何改写古典音乐版图”。
最后的狂欢
詹姆斯·伊文是在2006年8月末造访北京的。彼时正逢郎朗签约环球音乐并在旗下德意志唱片公司（DG）推出《黄河之子》，作为其首张包含中国元素的唱片，其中收录殷承宗等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由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伴奏。
随着中文版和英文版频繁互动，我也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更多的中国内容输出到原版，从而被更广泛的英文世界所认知，郎朗成为又一个交互点。原版杂志的“收藏”栏目会对一部西方经典作品穷尽其优秀录音并甄选出最佳版本及数张特色版本。我想，为何不借郎朗新片发布之际，将这首脍炙人口并拥有国际知名度的钢琴协奏曲的录音“一网打尽”呢？
我便约上海乐评人林达撰文，他彼时才二十出头。林达并非音乐学院专业出身，从未撰写过音乐类文章，但他对钢琴音乐有着极为敏锐的领悟，加之自己喜爱古典音乐，刻苦钻研，擅长分析，收藏唱片版本众多，我便决定冒险委以重任。林达很快搜罗了他收藏的近三十个版本的《黄河》录音，囊括殷承宗、刘诗昆、石叔诚、孔祥东、郎朗和西方一众钢琴家，通过比较鉴别后撰文数千余字刊发，那是他第一次有文章发表在纸媒。他事后告诉我，当时他正在学计算机编程，对自己的未来面临两难抉择，是这篇约稿让他坚定了走上音乐道路的决心。
唱片评论一直是《留声机》的核心内容，然而中国的唱片市场与国际唱片市场并不同步，原版唱片往往要经过漫长且繁琐的程序后才能被进口到内地销售，而且选择有限，上货滞后。如此一来，矛盾焦点日益突出：在内地正规渠道购买不到杂志推荐的唱片的抱怨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虽然原版内容可以无时差地原样翻译成中文，但原版赖以生存的来自唱片行业的广告收入却无法通过翻译复刻到中文版，因为没有一家唱片公司愿意在一个乐迷从正规渠道买不到或者要过一两年才能买到它们唱片的市场投放广告。
即使在西方，2006年左右正值纳普斯特和电驴等点对点共享软件大行其道，数字音乐及其盈利模式极大威胁了实体唱片出版和销售渠道。刘雪枫从一开始便强调中文版必须强化现场演出内容，包括音乐会乐评来抵消实体唱片渠道的退市，避免杂志“水土不服”，故而每期都会刊登来自京沪的多篇音乐会乐评。2006年5月接任主编后，我萌发了从杂志刊登的乐评中选出某座城市最佳音乐会的想法，得到王翔支持。此举意在扩大杂志在演出行业的影响力，希望能吸引包括院团在内的演出机构刊登广告。
首届《人民音乐·留声机》上海古典音乐演出季评选从刊登在杂志上的一百来篇乐评涵盖的2006-2007乐季的音乐会中挑选提名，由五位乐评人选出行业先进，获奖名单刊载于2007年11月刊，同年12月21日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新闻发布会暨颁奖典礼。这是杂志内容从唱片导购转型到现场报道的最雄心勃勃的尝试，但它还是没能解决一个尖锐的矛盾：没有演出商愿意为已经演完，没有票卖的演出投放广告。2008年5月，我离开杂志，同年12月杂志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
2005年10月，《留声机》中文版发行试刊，到2008年末出版最后一期，总共走过了三年又三个月的短暂历程，共发行37册杂志及74张赠碟。杂志挖掘、团结并积累了近百位术业有专攻，更重要的是深爱音乐并愿意为之付出的作者和译者，他们的名字如今依旧频繁地出现在音乐文献、音乐门户网站和音乐类自媒体中。
中文版存续的那几年也是国内古典音乐类纸媒繁荣昌盛的黄金期。如今，与中文版几乎同时创刊的中国台湾古典音乐月刊《缪斯客》烟消云散，台北“两厅院”的《表演艺术评论》自今年起取消印刷品转为线上，中国香港古典音乐电台的《美乐》杂志业已停刊。
《留声机》中文版目睹了实体唱片向数字音乐的转型，也见证了纸质媒体向新兴载体的过渡，或许还有深度阅读向快餐文化的投降。如果说我从这本杂志的沉浮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珍惜身边的古典音乐类纸媒，不管是报纸还是杂志。好好珍惜、购买、订阅、赞助它们，让它们健康快乐地活下去。
唐若甫/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