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经常被提及，但大多数人或者大多数语境中，对这句话的理解却是狭隘、浅显的。事实上，这句所谓的鲁迅名言提出的语境是非公开的，且这句话也被断章取义了。而对于音乐创作而言，5月18日，指挥家钱骏平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的“民族的遥望”音乐会，其曲目似乎可以解释所谓民族性在音乐中到底该如何“发酵”的议题。

音乐会的选曲可谓绝佳。对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选曲，我一向抱着十二分的热情支持与推荐，无论是上一场音乐会中布列兹艰深的《记谱法》（选段），还是这次上半场皆为中国首演的巴托克《两幅肖像》与多伊奇为笙与管弦乐队而作的《现象》。因为愿意演出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作品的中国乐团太少了，而事实上，是这些作品让我们能看到未来，而不是那些“小糖水”和爆红神曲。尽管在节目单上把英国管翻译成了英国圆号，但不多见地把作曲家名字中的里夏德按照德语发音进行了翻译处理，显得更为严谨。

上半场的作品与演绎都堪称绝佳。巴托克的《两幅肖像》是民族的吗？这部作品中显然运用了许多匈牙利民族元素，但实际上却是如同柏辽兹《幻想交响曲》一般，是写给爱而不得的女人斯特菲的。《幻想交响曲》里有象征着爱人的固定乐思，巴托克这部作品中有“斯特菲主题”。乐团在各方面显然是认真的，开篇的弦乐独奏与前排演奏家的咬合感，第二乐章斩钉截铁的节奏感，都体现出排练的细致。

一个奥地利人受一位德籍华人演奏家影响写的中国乐器协奏曲，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巴塞尔小交响乐团、首尔爱乐乐团、科隆爱乐乐团联合委约——为笙与管弦乐队而作的《现象》又算是哪国之民族性呢？这是我继黄若《玄黄》、陈银淑《神祇之气》、秦文琛《云川》之后听到的又一部精彩的、有革新意义的笙协奏曲。多伊奇建立起声音的迷楼，用笙演奏那些音簇，体现出这件乐器现代感的一面。笙的音色是偏冷的，作曲家笔下的一些音响甚至让人联想到手风琴风箱鸣响的声音。这位作曲家尽管也创作一些社会音乐，但音乐中表现主义的气质让人觉得他的先锋派姿态仍然十分锐利。兴隆笙被认为是管风琴的祖先，作曲家在第三乐章“合唱”中显然也采用了管风琴化的音响。末乐章复杂的、产生颠簸感的节奏让人想起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语言。吴巍的演奏投入得近乎到了一种疯魔的状态，他在笙的不同部位演奏，时而捧着、时而举着、时而抱着在舞台上情不自禁地腾挪雀跃，如同进行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他也的确让我们在当代听到这被异化的古老声音，台下频频点头的作曲家也证明了他诠释的成功。钱骏平与乐团演奏家将极其复杂的乐队部分演绎得精确而充满紧张度。我们总会混淆民族与历史，有的语言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历史的积淀而非民族性的特点；我们也总颠倒了民族性与艺术性的次序，正是艺术家的冥思苦想赋予这些材料智性的升华。民族元素中蕴含的智慧已经摆在这里，我们的确要研究，但研究后并不是要单纯地引用、标榜，而是将其内涵运用到新的创作里，就如同这部作品。

协奏曲第三乐章名为“合唱”，下半场上演了受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影响至深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你以为这部作品就没有民族元素吗？这部作品中的阿尔卑斯音调正是民间性的体现，你能说这部作品是“民族的”吗？在郑明勋、丹尼尔·加蒂、吕嘉之后，把“勃拉姆斯190”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交给钱骏平，显然体现出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对这位青年指挥家的信任。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似乎强调作曲家外冷内热的一面。钱骏平棒下的勃拉姆斯充满着温暖的声音，让我想起很多老黑胶唱片的音色。不过我对速度和过于主调化的热情诠释，以及现场声部的发挥持保留态度，演绎勃拉姆斯是十分考验乐团修养的，多演勃拉姆斯对乐团是好事。

音乐会取名“民族的遥望”，何为遥望？有时候，反而是离开了祖国后的认识最清醒，德沃夏克、拉赫玛尼诺夫在美国，斯特拉文斯基在法国。在古典音乐创作中，只有成为世界的，才有可能代表民族。正如鲁迅“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是大家不太了解的：“况且，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例如这回无名木刻社的画集，封面上是一张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敢买了。”

吴索渭/文

王小京/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