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在三千余年的历史中累积形成的，特别是自金贞元元年（1153年）成为都城后，经历元明清三代的文化浸润，更培育了京师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和代表。

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圣地

自清代以来，北京在中国学术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日渐凸显。清廷实行稽古右文政策，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无论顺治、康熙还是乾隆，对儒家文化除了政治的需求外，都表现出了个人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的学习欲望。

为展现清廷对传统文化的大力倡导，乾隆决定修建辟雍。辟雍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校址圆形，围以水池，是天子“承师问道，行礼乐，宣德化”的地方。辟同璧，系圆形玉，以法天，于雍水侧，象征教化流行。但自隋唐后，已失传。乾隆四十八年（1784年）冬，辟雍落成，主殿是一座重檐黄瓦攒尖顶的方形建筑，四周环以圆形水池。国子监辟雍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礼制象征意义，充分体现了美学价值与文化精神的统一，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最高学府的礼制建筑。建成后，清帝每年要在这里举行经筵大典，听大学士讲解儒家经典，国子监学生都在堂外听讲。

清廷在紫禁城内设立了国史馆、方略馆、起居注馆、实录馆、玉牒馆等修书机构，编纂了二百余部、二万二千余卷史籍，不仅系统地整理了三千余年中国古代的典籍，还保存了清代的丰富文献，刊刻了武英殿版精品图书。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年间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是两项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

质郡王永瑢等为遵旨议定《四库全书》章程事奏折（局部）

有关北京的历史典籍也是在这个时期整理编纂的。其中，最具价值的是《日下旧闻考》。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时任日讲起居注官的著名学者朱彝尊，利用入值南书房的便利条件，开始从一千六百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关于北京的资料，夜则挑灯苦读，日则踏遍郊野，走访山僧村老，辨识残碣断碑，历时三年编成《日下旧闻》，共计四十二卷，记述了自轩辕黄帝都于涿鹿（今北京西北）至清初的北京历史。乾隆年间重新修订、增补《日下旧闻》，纂成《日下旧闻考》，共计一百六十卷，几近原书的四倍。由于这两部巨著的编纂，不少残失古籍所载珍贵史料，得以保留至今，为系统地了解北京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崇经术、兴文教的大背景下，北京成为全国文化精英荟萃之地，造就了许多执掌文坛、开创学派的巨擘大师。汉学初兴时期的著名学者阎若璩，自26岁始三次入京，其学术成就主要是在京师完成的。他的主要著作《古文尚书疏证》，开辟了辨伪学的途径，为乾嘉学派的产生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将汉学推向高峰的皖南学者戴震，至京师后结识名流王鸣盛、钱大昕，学问日进，声重京城，成为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徽学掌门人。散文大师姚鼐，在游学京师期间，才得以一展天翼。他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相济的主张，并以名言“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者乎”，使这一文学流派大彰于世。桐城派是继唐宋八大家之后，古文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民族文化的融会之地

作为中国古代都城文明最终结晶的北京，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建成的。无论是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汉族建立的明朝还是满族建立的清朝，他们都共同继承、推进了中原农耕文明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建构，在认同儒家文化的同时，还为这一主体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原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共同铸造，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巩固的基本原因。

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朝海陵王完颜亮说服女真贵族迁都燕京，定为金中都，为的是掌控中原、推行汉制。当他率领金兵，抵达长江时，吟诗道：“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诚然，他要取宋朝皇帝而代之，但追求的仍然是实现文化的同一。元太祖十年（1215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攻占金中都，改称其为燕京，在访求辽朝旧族中，得耶律楚才。耶律楚才虽为契丹人，但精通儒学、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后，他按汉制制定君臣礼仪，并奏置编修所于燕京，编印儒学经典，请用儒术举士，可见元朝自蒙古国建立之初，就以中原文化为立国之本。清朝入主中原定鼎北京后，在维系八旗制度的同时，悉行明制（即汉制），并以承继中原正统自居，礼葬明崇祯帝，任用归顺的明朝旧臣，既往不咎，实现的也是文化的同一。

清代京师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进一步加强了行政机构的建设（例如理藩院的设立）和对地方的管理，增强了首都的凝聚力。清政府规定，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每年都要组成年班进京，朝觐清帝，述职听事，其人员包括王公首领、伯克（新疆地方职官）、喇嘛、堪布（西藏佛教僧职）等。新年期间，清廷在紫光阁举办盛大的新正宴会，奏中和韶乐及蒙古、新疆、金川各蕃部乐，舞庆隆舞，演杂技，招待年班人员。正月十五上元节时，还要在圆明园山高水长楼前，燃放烟火，举行盛大的民族欢庆晚会。这些活动对增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封授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人的上谕（局部）

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廷在多伦诺尔召集喀尔喀蒙古会盟，康熙帝亲自主持，解决了漠北蒙古各部的纷争，这一著名历史事件，使清代北疆形成安定局面，巩固了国家的统一。返回京师途中，望着古北口长城，康熙帝感叹道：“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代北京长城已成为连接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纽带，将中原农耕区与塞外游牧区联为一体。

正是在北京，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了中原汉族的先进农耕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将儒家传统文化辐射到边远地区，不但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血统的混合，而且使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华民族。

地域文化的荟萃之地

人是文化的载体，京师文化和城市性格是由北京历代居民培育和传承下来的。特别是近三百年清代北京人更是对今日文化传承具有直接的影响。清代北京人主要包括三部分：仕宦、旗人（包括宗室）和商贾百工，他们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士文化、八旗文化和市井文化。

以宣南文化和什刹海文化为代表的士文化

清代北京外城居民以汉族为主，且多为流动人口。外城西部，特别是宣武门外，是仕宦聚集区。除朝官、京官是较为长期的居民，多数则为流动人口，包括进京赶考的士子、参加谒选的进士、应诏述职的官员等。按照清制，凡在家乡等待任命的进士，遇有知县空缺，都要进京参加吏部组织的铨选，并于赴任前觐见清帝。由此可知，这部分入京人员数量很是可观。康熙年间，曾有这样的趣闻。时任左都御史、入值南书房的徐乾学，住在神仙胡同（原明代严嵩故居，又称丞相胡同，紧邻北半截胡同），在士人中享有极高声誉，“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一时，士子争相赁屋于神仙胡同，大有人满之患。每晨五更，在徐乾学要入朝时，这些举子大声朗诵诗文，使其听之，如是数日，得到徐的赞赏，便延誉于朝。这可能也是举子喜欢住在半截胡同附近的一个原因。清代宣南，具有浓郁的儒风士俗，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心理、生活情趣的士文化圈。“处为真儒、出为循吏”，是他们的准则。平时以文会友、诗酒唱和，蔚为风气。陶然亭、慈仁寺（报国寺）、长椿寺等处，是他们雅游的经常去处。士人尤喜藤萝，多以其命名书屋，诸如古藤、紫藤、青藤、双藤等。在戏曲欣赏方面，他们偏爱高雅的昆曲。

珠市口西大街241号的纪晓岚故居

什刹海也是清代京师的人文荟萃之地。时人描写这里的景致道：“后门外李广桥一带，明湖滉漾，大似江南水国。每过其地，辄令人起秋风莼鲈之思。有庆龙堂，水槛迴廊，轩窗四敞。盛夏入其中一望，芰荷芦荻，时与凫鹥鸥鹭上下浮沈。薰风媵凉，心清香妙，恍如置身海上三神山。”银锭观山、碧湖荡舟的优雅环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巨匠大师。

文人在什刹海地区的雅游和诗酒聚会更是丰富多彩。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在后海北岸的宅第有渌水亭、通志堂、花间草堂等建筑。其子纳兰性德经常在园中招待京师名士，诗酒唱和，进行文学创作。一时渌水亭、通志堂成为名闻京城的诗坛。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法式善、翁方纲，也经常在什刹海招集同人，研讨诗文，开怀畅饮。据载，当年翁方纲曾集二十四位诗人于湖上酒楼，每月有诗会。一时群羡为神仙中人，如法式善、何兰士诸人皆曾与会。

清代内城的旗人文化

清朝入主中原后，实行居重驭轻的政策，在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于内城按照八旗方位，安排满族军民的住房，内城东部依次为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西部依次为正黄、正红、镶红和镶蓝，所谓“以左右翼为辨，分列八旗，拱卫皇居”。 为了防范宗室分裂势力的产生，在明朝“三不”（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分封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诸王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的条款。由于不加“郡国”即无须到外地“就国”，因此不但旗人住居京师，皇子分封后的王府也俱在京城，这是北京旗人文化、王府文化产生的原因。

按照清制，旗人皆由政府供养。当他们18岁成人后，除了“上则服官，下则当差”外，不许从事其他职业。有事时，披甲从征；无事，则习满语、练骑射。根据级别，旗人可分到一定数量的房屋，领有兵饷甲米。所谓“吃皇粮”即源于此。此外，清廷还通过各种举措，诸如生息银两等，解决年节婚事的补贴。每年在北海举行冰嬉比赛，颁发赏银，这是“寓赏于练”。八旗中的佐领，大部分都享有世袭权，称为“世职”。旗人不得离旗居住，即使外任旗员，其子弟满18岁后，也要遣回京师当差。清廷并不鼓励旗人通过科考进入仕途，因为他们有经过笔帖式做官的捷径。为了防止旗人染上汉习，清廷对旗人的管理相当严格，不允许他们赴外城戏园看戏，偶有犯者，被九门提督查出，即加严惩。除了可以听八角鼓、清音子弟书，其他的娱乐实在不多。闲暇之时，旗人出城遛鸟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消闲活动。当时京师流行的一首竹枝词，生动地刻画了旗人兵丁的形象：“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行。官差署了原无事，早饭餐完便出城。”

清代外城东部的市井文化

外城东部，包括大栅栏一带，是商贾百工聚集区，这里堪称京师最为繁华的闹市区域。不但阛阓林立，饭庄、酒楼、戏园也多集中于此。京师商人从事的行业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例如，银号、成衣、药材等业，多为浙东人所经营；香料、珠宝、玉器等业，多为广东人经营；估衣、饭庄、绸缎等业，多为胶东人经营；票号、钱庄、当铺、颜料、染坊、粮食、干果、杂货等业，多为山西人经营；铁、锡、烟袋等业，多为山西潞安州人经营；纸商多为福建延平、邵武人。商贾所建会馆为工商会馆，大多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约有五十余所，兼有行业和地域性质。这些跋山涉水而来的商人，将生意兴隆寄托于神灵的保佑。各行各业除了崇奉财神爷外，都有相应的行业神和地方神。例如，颜料行奉葛、梅二仙，玉器行奉邱真人，土木行祭鲁班，铜、铁、锡、炭等行祭许真人，药行奉神农，梨园会馆则祀老郎神（有说即是唐明皇）。这些行业神、地方神增添了京师的神祇。起源于闽南的天后信仰，就是由闽商传入北京的，从而使京师的民间信仰更具有全国性。会馆屋宇也颇具地方特色。例如，坐落于前门外大街东侧长巷二条的汀州会馆，正房椽子每根都雕成象鼻形，向上卷起；挑梁上有双象瓜柱，梁头雕有天马、神牛等动物纹饰，具有典型的江南传统工艺特色。

商贾百工群体的休闲娱乐，也有别于仕宦。他们更喜欢属于“草台戏”的弋阳腔、高腔、京腔等。这些被称为花部的地方戏曲，虽因“喧阗嚣杂”“难供雅人耳目”，却因“皆街谈巷议之语”，深受平民的欢迎。

北京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古都定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京师文化，北京的历史文化极其丰富，汇集了全国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在首都发展中，我们要切实保护、继承北京悠久的传统文脉，使北京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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