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勤：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

党建治学

我们党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查研究使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有伟大志向和勇于担当革命重任的人，也是党内最重视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代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调查研究是回到湖南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进行的32天的实地考察，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取他们的报告。这次深入实际和基层的调查，对毛泽东同志搞清楚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后来形成完整的阶级斗争理论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地区对宁岗、永新两县，中央苏区的寻乌、兴国两县，才溪乡、长岗乡，木口村和东塘村等处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同时，还进行了若干专题性的调研，如赣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和出租问题、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田后的富农问题、革命初期的两部土地法等。这些深入持续的调查研究，对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以及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理论，初步形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作为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毛泽东同志出版《农村调查》一书，倡导全党同志进行调查研究。194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8月1日，该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正式公布。中央对调查研究的机构设定及其职能作出具体规定，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及各根据地政府均需设立调查研究机关。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同志兼任局长和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时同志为副局长。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其中，调查局负责筹集材料，在晋察冀边区设第一分局，负责收集日本、满洲及华北材料；在香港设第二分局，负责收集欧美、日本及华中、华南沦陷区材料；在重庆设第三分局，负责收集大后方材料；在延安设第四分局，负责收集西北各省材料。第四分局是延安时期调查研究机构的典范，该分局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其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总共搜集了772万字的资料，编印了81.5万字的材料，对正确制定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央及各部委、群众团体成立了各种调查团，广泛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西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妇委、留守兵团等都派考察团深入基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西北局考察团根据两个多月的调查材料，编写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详细介绍了该地区农业生产概况、土地租佃关系、土地变动及趋势、土地纠纷和农村阶级关系，是西北局调查团的代表性成果。中央青委考察团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杨家沟社会调查材料》《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等调查材料。中央妇委组织了妇女生活调查团，写出了《沙滩萍调查》《沙滩萍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调查报告。八路军政治部成立了一百多人的战地考察团，对抗日战争现状进行调查研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带领调查团，先后对甘泉、富县、安塞、志丹等县进行调查研究，并在边区政府政务会议上报告了发现的问题，改善了政策。各类调查团中，张闻天同志率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持续调查时间最长、成果最丰富，形成的调查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毛泽东同志看后批示中央各位同志都要读一读。

      新中国成立后，调查研究仍然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制胜法宝。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解决“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三次重要的调查研究。

      第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是为开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进行的。1956年，在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对八大的准备工作作出部署，提出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谈。第二天，刘少奇同志开始安排，第三天座谈会正式开始。由此揭开了一九五六年中央领导同志进行较大规模的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序幕。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同志从杭州回到北京。得知刘少奇同志正在召开座谈会听取各部门汇报工作，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薄一波等同志的组织安排下，从2月14日起，毛泽东同志开始了他在建国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对经济工作的系统调查。毛泽东同志先后听取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和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在毛泽东同志听取汇报过程中，周恩来同志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几乎每次都来；陈云、邓小平同志有时也来参加；刘少奇同志除自己继续召开座谈会外，也多次参加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汇报会。这样，毛泽东同志召集的汇报会，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集体调研活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起到了显著作用。从5月3日起，毛泽东同志到南方视察。在视察期间，他不断找各地党委负责人座谈，听取汇报。在这一年，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自己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年事已高的朱德同志也投入调查研究工作中。在八大准备工作中，中央领导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在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最重要的体现在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在八大所作的报告中，此外，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也都从某个方面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和主张。

      第二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错误。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同志三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号召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第二次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会后，为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纷纷深入基层一线蹲点调查、摸清实际、制定政策。毛泽东同志率先行动，直接领导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的调研工作。刘少奇同志去了湖南的长沙和宁乡县，周恩来同志去了河北邯郸的武安、涉县，朱德同志前往四川、陕西、河南，陈云同志到了上海青浦县，邓小平同志到了北京郊区的顺义、怀柔县，留下了调查研究的精彩篇章。

      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次全党进行的调查研究，为克服当时的严峻困难，科学估计当前形势，确定正确的调整方针，召开“七千人大会”纠“左”，制定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重要文件，推动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各项工作的前进，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雪勤：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纪委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