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前奏请重建/中国十大清真寺，这座皇家寺院何以成为“以儒诠经”金陵学派的摇篮？
2024-03-03 15:14
来源: 北京号
历史传承：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
为赶在郑和下西洋前完成重修工作，明宣宗甚至允许郑和调用隶属国库的匠人、钱粮、材料等建造寺院，“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临期误尔工程，可于南京内官监或工部支取应用，乃可完备。”重建后的净觉寺，南临升州路，西至马巷，东抵三山街（今中华路），北达砂珠巷。得利于通江达海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中心的优势，南京是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明永乐、宣德年间，渤泥国王、满剌加国王、苏禄国王、天方国使臣分别抵达南京。建成后的净觉寺，自然承担起接待东南亚、西亚等国国王、使节和举办仪式活动的任务，留下历史上中国与海外各国友好交往的重要凭证。
建筑风格：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体现
净觉寺建成时占地面积多达40亩，经历多次重修重建，至今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52平方米。寺院在整体风格上遵循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建筑特点，以东西走向为轴心，南北对称分布，布局严谨，庭院重重。进入大门由东向西形成四重院落，院落之间有牌坊、拱型廊门、过道走廊等连接，很有曲径通幽式的中国园林布局特点。净觉寺正门即一座双叠三檐四翘角式砖雕牌楼，高8.7米，宽7米，壁厚0.54米，高大巍峨。牌楼正面为石龙雕、花卉、几何图案组成的浮雕，雕刻精细华美。牌坊正中为龙螭蟠绕围护的玉石，上面镌刻着“敕赐”二字，为明朝皇帝重建净觉寺时所立。
净觉寺内建有御示亭，亭内立有一块黑色石碑。石碑正面为明成祖敕建南京三山街礼拜寺的敕谕，背面为1995年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题的《净觉寺碑亭记》。按照记录内容，净觉寺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历代多有修葺，至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
御示亭北侧是一青砖砌成的三层传统楼阁，按照传统布局习惯，东邻围墙处建有小照壁、小花园、金鱼池等体现中国审美情趣的建筑装饰。
往西是一座正处于中轴线上的中式二层小楼，这是穆斯林登高观月的地方，被称作望月楼。望月楼西侧庭院种植槐树、丹桂、海棠、腊梅、兰花等植物，四季花开，满庭芬芳，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美学意涵。
再往西是两座南北对称分布、青瓦红门的传统房屋，坐北朝南的为“思斋轩”，坐南朝北的是“慕贤堂”，简称南北讲经堂。现为陈列室和图书阅览室，陈列了净觉寺简介、历史文化名人、中外交往等资料和文物。
净觉寺的主体建筑为两座中国宫殿式建筑：“大殿”和“二殿”。两殿以走廊连接，平面上呈“工”字形结构，均为白墙青瓦，雕梁画栋，落地门窗。大殿为礼拜堂，三面有回廊、月台，四周围绕汉白玉石栏和十八根红木圆柱，古朴典雅，气势恢宏。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风格，大殿屋脊处嵌有“无像宝殿”四个金字石刻，房檐处设有石雕吞脊兽。
大殿檐下悬挂着多块以儒家思想阐释伊斯兰教义的匾额。如“惟精惟一”匾额，语出《尚书·大禹谟》，意指用功精深，用心专一。“正心诚意”匾额语出《礼记·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些匾额体现了伊斯兰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汇通。
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后，就受到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浸润，“无论何教，在于以儒律之，近于儒者为正，远于儒者则为邪。”（《清真释疑补辑·唐晋徽初序》）净觉寺地处南京要地，吸引了张少山、张中、王岱舆、刘智、伍遵契、马君实等一大批学者在此译经讲道，著书立说。一方面，他们用汉语翻译介绍伊斯兰的教义教规、礼俗习惯、经典哲理、历史人物；另一方面，他们自觉用儒家观点、思想和话语阐释伊斯兰教教义，并寻求与传统道德规范的融会贯通。 这一现象史称“以儒诠经”运动，形成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金陵学派”，促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大殿悬挂匾额。
伊儒会通：以儒诠经运动的摇篮
《净觉寺碑亭记》记述了以王岱舆、刘智等人为代表的金陵学派学者撰书立说的历史。例如“伊儒会通”的先驱王岱舆，在净觉寺编著《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三部著作，提出“既忠于真主，也忠于君主；既忠于自己，也忠于他人”的真忠观，以及“用身、心、性三品侍奉父母”的至孝观。调和了伊斯兰教与儒家伦理的忠孝观，体现出明显的中国化色彩。伊儒会通的集大成者刘智认为，伊斯兰教伦理思想与儒家伦理道德本质是相同的，“恍然有会于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也。”著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等十余部著作，极大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
（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为作者供图）
（作者简介：栗学钟，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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