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22年10月

王守功，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此后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任第一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2005年取得研究馆员资格，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六项，专著5部，论文60余篇。2011年底到山东省文物局工作，曾任大遗址保护与考古处处长、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现为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班专职副主任，是山东大学、山东建筑大学、烟台大学兼职教授。

在王守功看来，考古是连接历史与当今的一个桥梁，是连接现今与未来的一个纽带。透过那些来之不易的文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以及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的古人们。

北大四年，收获很多

我是从上大学后开始接触的考古。1981年夏天高中毕业高考后，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媒体人，第一志愿想报复旦大学。但是老师还是想着能到北京大学去更好一些，所以我的历史老师、语文老师就让我报考古，所以我就报了考古专业。

北大未名湖畔，右为王守功。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是1952年成立的，实际上早在1922年就建立了考古研究室，所以北京大学应该是建考古专业比较早，师资力量比较齐全，教学也是比较正规的。考古专业是一个文科专业，但是跟理科专业又有很深的联系，比如说生物学、地质学。它又是一种实际操作能力比较强的专业，比如说测绘、摄影及田野考古操作等。考古学分类也比较细，从教学角度来讲，它分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考古、宋元考古，不同时代的考古都有专门的教研室，有专门的老师来教。

1981年，圆明园留影。

我们上大学第一年，先开的专业课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就要学习体质人类学、生物学、第四纪地质和第四纪地貌。我们教研室里挂了两幅骨架，一副男的、一副女的，大家有时候要去画骨架。到学夏商周考古，我们就要学习一些金属的基本知识，比如说冶铜要有铜矿，炼炉、铸范、浇注等相关方面的知识，到战国以后，就学习铁器的基本知识，铸铁、渗碳钢、百炼钢，那时都是要学的。到学隋唐考古，就每天到图书馆去描图，去做佛教造像的分期、分区，主要做一些研究。我们每天在教室、图书馆和宿舍三点一线奔忙，学习生活还是比较紧张的。学校的考试也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专业课，像我们班，一般每个同学都自己为自己定了个标准，就是专业课必须得达到80分。

1983年，长岛北庄发掘工地留影。

考古专业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需要实习。我们第一次实习叫生产实习，在大三第一学期，大家都觉得很好奇，很兴奋，实习地点就是我们山东烟台长岛的北庄遗址。北庄遗址是一个史前时期的遗址，面积也不算太大，基本上保存了胶东地区距今6000多年到5000多年这么一个时期的遗址。我们揭露了大量的房址，也进行了复原，当时北庄被誉为“东方的半坡”。半坡遗址出土很多房址，整个布局、结构都比较清楚，北庄也是山东地区到目前为止房址布局比较清晰的一个遗址。

北大的学生实习还是相对抓得比较紧，相应的配套设备也比较全。每人发一个包、一套工作服，工作服也是“代代相传”，颜色也说不很准了，都比较肥大。我们一个同学用草绳把裤腰一扎上工地。把手套往兜里一装，过一会儿手套没了，后来在裤脚下露了出来。年轻人都比较活泼，当时大家看《少林寺》，我们班长就动员大家剃光头，一晚上有十几个人都剃了光头。

1983年，王守功（左二）在乳山图书馆留影。

在长岛实习了大概一个多月，我们班分成了四五个实习组，有的到珍珠门，有的到烟台，我是到乳山进行南黄庄遗址发掘。南黄庄遗址是一个商周时代的遗址，以夹砂陶器和石板墓为主要文化面貌，当时大家对它还不是很认识。它的墓是墓室内四周用石头砌，上边盖上石板，我们叫石板墓。后来我查了一下这种石板墓，山东大概北辛时期也开始零星发现，它应该是东夷人的一种遗风，可能后来影响到日本弥生时代。当然当时是不知道的，只是去挖那个墓，然后对墓葬资料进行整理。那批墓葬的陶器（烧制火候低）非常差，我们有时候进行拼接，用胶粘定，快拼完整的时候，有的“哗啦”一下全部都塌了。后来我们又在乳山县的小管村发掘了龙山文化的遗址。

王守功（第二排左一）与同事、技工们合影留念

这一次实习，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南斜山的发掘。尽管时间短，但是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类型，我们叫作南斜山类型，或者有的叫南黄庄类型，这个类型体现了胶东东夷文化（的面貌），应该是（东夷文化）最后的居住点。我毕业以后两次到乳山，就想再找南斜山类型的下限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时代的，因为我们当时分不清时代，找社科院考古所的老师过来看，一开始说是商代的，后来又说是周代的，实际上我认为它可能是春秋的。但是因为没有再进行发掘，所以现在来讲还是一个谜。它当时是在胶东山区的一个山村里边，这种夹砂红陶后来在沂蒙山区也发现过，东夷人什么时间放弃了这种陶器的制作，我们还得继续探索。

第二次实习是毕业实习，我们远赴西北到甘肃。我实习的地点是甘肃永靖，一开始在姬家川。姬家川是一个辛店文化的遗址，相当于商王朝时代。辛店文化分成甲组、乙组，当时想着要在辛店文化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所以是带着课题去的。还有一个实习的原因是，当时我们老师俞伟超先生认为辛店文化乙组早、甲组晚，而他的研究生认为是甲组早、乙组晚。就算是打赌吧，这一次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谁赢了谁请客。

我在姬家川待了有10天左右。那边的地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看着一个山丘，爬过去累得腰酸腿疼，看着离工地很近，可是要下到沟底再爬上去，那也是很远的。当地老百姓比较古朴，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傍晚了，他们拉着我们，给我们泡茶，帮我们做饭。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么偏远的地方都喝茶，我们小时候全部都是喝凉水的。第二天，我们到水井打水，发现水里有很多杂草等，向老乡一问，才知道尽管当地在刘家峡水库边上，但用的都是旱井，需要定期从水库中抽水到旱井中，所以水浑浊、杂草多。如果不泡茶，根本没法喝。

然后我就到临夏县莲花台遗址考古发掘。莲花台是辛店文化的一批墓葬，当时老师要完成他的课题，还得到莲花台挖一批墓葬，就派我一个人去了。找民工、找墓边、清理骨架、绘图、照相，这都是要自己去做的。尽管当时也是手忙脚乱的，但还是锻炼了我独立工作的能力。我还是比较幸运，挖到一批辛店文化甲组比较早的东西，把辛店文化甲组往前排了几百年，证明了辛店文化甲组早，乙组晚。因为我挖的这批墓葬证实甲组早、乙组晚，带队的这个研究生就比较高兴，说你赶紧到青海去转一圈。我就到青海看了一下塔尔寺，但是一个人在外又觉得不方便，就赶快跑到兰州进行考古资料的整理。

资料整理首先是把陶片洗刷干净，然后进行拼对、绘图、照相，进行分类、排队，分成不同时代。我们在兰州市一共待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在一个招待所里待着，做室内整理工作。当时生活条件不像现在，我们这几个实习的学生每天早晨、中午、晚上都要出去找吃的。有时候大家都发愁到底吃什么，学生毕竟钱比较少，还得吃饱，还得节约，吃得最多的可能就是兰州拉面。现在想想，还是当时的拉面好吃，现在济南的正宗兰州拉面还不是那个味。

我的毕业论文就是《甘肃临夏莲花台发掘报告》。当时回去以后，还考虑辛店文化到底是甲组早还是乙组早的问题。后来我们把绘图给俞伟超先生看，俞伟超先生说，还真是甲组早了，我那个观念错了。所以我们就请俞先生吃了一顿饭。我们老师对学术就是这么严谨，这么公正，他这种学风深深影响了我们。

北大的四年让我收获很多。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考古，也亲身体验了田野考古，当然仅仅两次实习还远远不够。

骑着自行车做文物调查，每个村都要跑到

毕业分配，我就到了当时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到考古所以后，我待了27年，然后到山东省文物局，这期间也是经历了考古调查、考古勘探和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

我毕业以后，除了第一年到滕州官桥薛城进行发掘以外，有一段时间是做调查。当时我们山东第一条高速公路——济青高速公路，就是我们调查的，我负责的是济南到临淄段。1986年到1987年，当时进行全国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我们山东也在做文物普查，我当时到一些地县实地调查。我调查的第一个点是博兴县。我们五六个人骑着自行车，每个村都要跑到。到村子里去，一开始问人家哪里有文物，人家说什么是文物。我们就把书包里装的瓦片和古代的陶片，掏给人家看看。人家说，哦，原来是找瓦碴子的。考古调查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骑车走到哪边，就住当时乡镇的供销社宾馆，一般都是平房，冬天有个炉子就不错了。晴天我们人骑车，雨天就成了“车骑人”，当时农村没有现在这种柏油路，多是泥土路，车轮被泥塞住了，那不得扛着走吗?那一年元旦，就我自己在博兴，也奢侈一把，跑到县城宾馆开个房间看元旦晚会，找当地文物干部喝了一场大酒。

博兴的普查还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到每个村都进行了调查，对每个遗址都进行了绘图，所有的标本都进行了采集。所以说文物普查是一种全面的普查，它要到达每个村落。后来我还到周村、桓台等地进行了调查。

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那时候文物干部扛着

行李卷挨村走户，住马车店，到那边把行李铺开，然后步行出去调查。到我们进行的是第二次普查，就是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村走。到第三次文物普查，就是2000年以后进行的普查，大家都是开着汽车到处普查。从我们考古的三次文物普查，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些文物的专项调查，作用非常大，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很多新的文物点，健全我们的文物数据库。

考古的另一种手段就是勘探。我觉得勘探纯粹是体力活儿，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勘探是不重视的，也不去做。到1995年，我做景阳冈遗址，需要对整个城址进行勘探，勘探出很多我们发掘不到的东西，因为发掘毕竟面积少。30多万平方米一两个月就能勘探一遍，但是发掘30万平方米一辈子也挖不完。所以我就认真地开始学勘探，跟老技工一起学习怎么打孔，怎么认土，怎么做记录。考古勘探就像我们现在做微创似的，能用最小的干预来了解地下的一些基本情况，尤其是今天，现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基本建设工程，都需要做勘探工作，所以勘探工作应该还是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考古人更注重的是考古发掘。考古发掘的魅力就是永远不知道下边会挖出什么来，而且一辈子不可能挖出两个完全相同的探方，也不可能挖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墓葬，这就是考古人觉得工作的魅力所在。

王守功

调查发掘小荆山遗址，为后李文化分期奠定基础

一开始，我做史前考古发掘比较多，除了1985年、1986年发掘东周的薛故城以外，到1997年，基本上做的是史前考古。史前考古印象比较深、整理研究比较多的，主要有后李遗址、小荆山遗址、前埠下遗址、景阳冈遗址，这些都是重要发现，也列入我们“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1990年，后李车马坑发掘留影。

后李遗址是我毕业以后做的第一个史前遗址，在这里发现了后李文化的遗存，也发现了车马坑，当时被评为1990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我们后李工地多的时间六七十个人，一开三四十个探方。一开始，大家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后李文化，在商周遗存下边挖了一批北辛文化的遗址，到后来挖了一些陶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前没见过，直觉也觉得它比北辛早，当时给领队王永波看，也请教郑笑梅先生。后来经过大概一个多周，在田野里边找地层，才找清楚，确定这是一个新东西。从发表的报告里边一查，（发现）邹平西南庄有两件跟它差不多，济南的有些调查报告里边也有类似的东西，到后来我们觉得它就是一种新的文化，才命名为后李文化。后李文化是因为后李村而命名的，有时候一个很不起眼的村庄，因为考古的重大发现而名蜚中外。

说句实在，大家长期在野外，有时候对工作还是满怀热情，但是有时候也有过动摇，当时在后李，1989年，想着看看换换岗位，因为在考古这个行当里边，整天都是出差、（跑）野外，风餐露宿，看看同学们有些人家也是整天坐在办公室，所以我就到威海也找了一个单位。从威海我就直接坐车回到工地，一看同事、技工、民工，大家都热火朝天地干，想想说还是算了吧，就干考古吧。

我后来做后李文化的另一个重要遗址是小荆山遗址。小荆山遗址位于章丘茄庄村小荆山的北侧，实际上它不应该叫小荆山遗址，按照命名应该叫茄庄遗址，但是因为南边有个小荆山，济南市就叫它小荆山遗址，后来我们也就顺着叫了小荆山遗址。当时济南市文物处刘伯勤，还有当地博物馆的馆长宁荫堂，他们调查发现，窑厂取土破坏了大片的遗址，他们到现场去捡了很多的陶器，特别是石器。当时我跟郑笑梅先生一起过去看，觉得很奇怪，陶器很原始，石器很先进，做的石斧就跟龙山的石斧差不多，所以当时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1993年，我们发掘小荆山遗址，想弄清楚小荆山到底是什么时代的遗址，它的文化面貌是什么，当时是一次主动性考古。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小荆山窑厂的边上（被）破坏的部分进行发掘，发掘到后李文化的房址，还有灰坑，也调查发现一批墓葬，实际上我们在发掘的同时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周围的断崖我们都做了调查，在断崖上发现30多座房址，也发现大量的陶器，并且发现了一条壕沟类的东西，我们当时觉得应该是条壕沟，是在几个断面上发现的。我们做了一些解剖，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它就是一个环壕。

1993年冬季来临比较早，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室内整理，我想把小荆山的后李文化分期问题予以解决。当时我们是住在大队院里，白天拼对陶器，晚期上画图，人家村里对我们也比较宽容，晚上装上几个200瓦的灯泡（耗电量大），要不然看不清楚。

小荆山离济南比较近，当时有些同事过去参观，也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这期间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母亲带着我儿子过去看我一次。我儿子是1992年10月出生的，（1993年）6个月时被送回老家，让我母亲帮着看。我母亲有时候就抱着孩子到济南去让我们看一下，看我不在济南就抱着孩子坐车到工地，那时候我儿子刚会走，也刚会说话。考古还是比较辛苦，大家说，“有女不嫁考古郎，一年空守半年床，一朝一日回家转，带着一包脏衣裳。”考古人的家也是比较艰苦的，过去交通又不方便，通讯也不方便。

我们当时做小荆山遗址后李文化分期也是很困难的。小荆山的陶釜都是圆咕隆咚的，修完摆了一地，看哪个早，哪个晚，在那里看过来看过去，看地层，看出土单位。最后我们把它分完了以后，大家一看比较顺，然后请专家过来一看，可以，大家还是非常高兴的。说小荆山遗址是后李文化第一个做分期的遗址，为后李文化分期奠定了基础。这一次发掘收获还是比较大的，发掘完以后我就写了《小荆山遗址调查发掘报告》。

小荆山遗址还有第三次工作。1999年，我们申请的“山东地区新石器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后李文化研究”国家课题，需要对小荆山进行勘探。因为前一次发掘，我们对剖面进行整理，发现应该有一条壕沟，而这个沟是不是一个壕沟，是不是环起来了，这很重要。当时在全国，兴隆洼挖出过壕沟，但时那个壕沟比较浅，这个比较深，大概两米三到两米六这么深，开口（宽度）从剖面看有四米多，那到底是不是环壕，我们这次勘探重点是突破这个。

我们勘探壕沟东半部分，比较顺利把它圈起来了，但是西半部分就找不着了，怎么探怎么没有。我带着崔水源、崔来临，这都是全省当时勘探水平最高的，他们从1964年就开始勘探。我就跟崔水源说，崔老师，你号称是“山东第一铲”，现在让你找条壕沟你都找不着，要找不着，就不要说你“山东第一铲”了。他压力非常大，扛着铲，中午都不睡觉出去找。最后他说，西半部分不是人工挖的壕沟，它是利用天然的冲沟来把它圈起来了。我当时挖了一条探沟，一看西边自然冲沟宽度是40—60米，深是4—6米，在下边有后李文化遗存，那就证明后李文化时间它这条沟是存在的，它跟人工挖的这一条是衔接的。我们看了一下，壕沟平面呈等腰三角形，因为它是利用自然冲沟，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方方正正的，人工开挖部分要比较窄，4—6米上口，深是2.3—2.6米左右，自然冲沟部分就比较宽一些，它是冲刷的就宽。古代人做环壕，大家推测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防野兽，另一方面是防人。中国的环壕聚落开始得比较早，像现在北边的兴隆洼，南边的彭头山，大概都是这个时代的。从7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做环壕，做防御了。

后李文化时期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泥质陶。它选不选择陶土?它选，但是它不是有意去分选，有什么土就用什么土，不经过淘洗。陶器都比较大，房子也比较大，因为当时还没有出来小家庭，还在大家庭，一个房子，一般少的三十多平方米，大的五六十平方米。古代人越早，生产力越低下，越不可能建那么大的，到了北辛、大汶口文化时间，反而出现小房子，后李文化时间就用那种大房子，因为它是社会需要。做陶器也是，越大越难做，但是后李恰恰是大陶器，而大汶口陶器体量反而少，就反映当时一种社会需要。所以后李文化时期跟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时间在社会结构上是不一样的，到后李文化以后是产生变化了的。这是我对后李文化一些研究一些认识。

1990年，参观临淄淄河店2号墓留影。

1991年，章丘城子崖遗址发掘留影。

发掘景阳冈城，探寻后羿部族西进历史

史前遗址我做的另一个比较多的是景阳冈遗址。景阳冈遗址是在阳谷张秋。张秋是个大镇，大运河兴盛时间，说“南有苏杭，北有临张”，“张”就是张秋，它离大运河比较近。景阳冈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1995年，当时阳谷县要修景阳冈公园，挖土一下子挖出来了。当时我作为领队，挖了一条探沟，周围开了一些探方，发掘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对城墙进行了解剖，还觉得它的整体布局还不是很清晰，所以我们1996年又进行了勘探。因为这次勘探是在发掘之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样的土大概在什么时代，所以这次勘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准确的。

1996年，阳谷景阳冈遗址发掘留影（左起王守功、靳桂云、刘延常）。

通过勘探我们发现，景阳冈这个龙山城址不是正南正北的，它南北1100多米，东西有二三百米，窄的地方二百六七十米，宽的地方三百七十米左右，整个面积是33万平方，不算上壕沟，当时是整个黄河流域最大的龙山时代城址。我们通过勘探发掘发现了北门、南门，还有一个水门，东边门没有（找到），西边门基本上有线索，我们也做了一条探沟，在城内有五个台基，其中3号台基最大，垫土也非常高，我们从断面上看到，当时人做了多次垫土。为什么做垫土，就是要抬高它，或者上边要建大型建筑。
景阳冈遗址应该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址。张学海先生说帝舜曾经在那边待过，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是后羿部族在这待过。我对后羿有过一些研究，他应该是沿着古济水流域往西发展，经过这边建的一个城址。山东人向中原地区两次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第二次迁徙就是后羿向中原地区的迁徙，应该就是沿着古济水流域向河南地区进发，到濮阳一带，最后（发生）后羿乱夏。我们说5000年文明，大汶口文化晚期贫富分化，城市出现，图像文字出现，玉器、礼制出现，那它预示文明的到来。到龙山时代，就是夏代之前到这1000年，那就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所谓的尧舜禹互相禅让是儒家文化一种美化，实际上就是当时的部族首领轮流执政，在中原地区，山东人去了，华夏的也来了，大家怎么和平相处，就是轮流执政。尧他是西边的，舜是山东的，禹是华夏的，本来禹应该传给伯益，伯益是东方的。关于启怎么上位的，历史学家争论不已，一种说法“益干启位，启杀之”，一种说法禹觉得他德不如启，所以让启当部族首领，实际上就是大禹通过治水形成了他的势力，他不想传给东方人，后羿看着不服。后羿乱夏，很多考古学者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史实，而不是一种传说，在这个（后羿向西迁移的）过程中，形成了景阳冈这种城址。这是我对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的一个认识。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是一个非常发达的文化，应该说我们今天生活里除了带电的东西，他们应有的都有了，丝织品、蛋壳陶、黑陶，礼器、礼制，玉器，实际上他们生活也很富足。我们不要想着原始社会就很原始，实际上原始社会也很复杂。它有它复杂的社会结构，复杂的管理体制。

从煮盐到晒盐，双王城盐业遗址揭示盐业漫长历史

到1997年以后，我就做了一些晚期的遗址，按照时代来讲，商周的我主要做了双王城盐业遗址，然后在鲁西和鲁中南地区挖了大量的汉代墓葬，东周的墓葬也挖了很多，但是觉得比较重要的商周时期的遗址还是双王城盐业遗址。

盐对人的生活非常重要，大家现在觉得挖一勺盐往（锅）里一放很轻松，实际上把卤水制成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且形成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双王城盐业遗址发掘，我从盐业角度研究逐渐明白这一点。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卖了鸡蛋，卖点钱，首先要干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买盐，第二件事是买煤油。买盐是为了让生命延续，买煤油是为了让时间延续，所以盐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双王城盐业遗址是南水北调工程进行考古调查时间发现的。为什么叫它双王城，因为当地有个双王城水库，我们叫它盐业遗址群，双王城周围发现了80多处盐业遗址。这80多处盐业遗址里边，早的有龙山时代的，比较多的是商周时代的，其中14号遗址发掘得比较清晰。通过发掘我们知道，每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点”，应该是一个或者两个手工业作坊，都有卤水井、灶，还有晾干池，或者叫浓缩池，再就是有过滤的。双王城盐业周围的煮盐不是用海水煮，它用地质时期储存在陆地下边的卤水煮盐，因为卤水浓度大，海水的盐度是3度，卤水像双王城卤水是8度。实际上卤水浓度最高在昌邑一带，到了18度左右，所以为什么说齐鱼盐之利而称霸天下，齐国到后来占领昌邑一带，找到了好的卤水，制盐就很快了，但是商周时期，它还是在寿光，包括沾化。

当时首先挖井取卤水，那里都是沙地，一提水沙往里渗漏，（井底）周围就用木桩子搭起来，再用芦苇编织好把边上加固，所以卤水井制作是很规矩的，然后通过水渠把卤水引到晾晒池里浓缩，再进行淋卤。淋卤是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古代是用茅草加草木灰，把卤水中的氯化镁过滤掉。煮盐的灶是一种大灶，上边有成百个盔形器，整个摆成一排，下边有一些火道，慢慢加热，慢慢蒸发。到后来，像汉代以后，它用铁来做盘，到北朝以后就做长方形铁锅，历代煮盐的蒸煮器是不一样的。煮盐煮完了以后，要储盐、运输，中间有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到明清时期，煮盐叫灶户，专门一种户口，灶户不允许成为佃户，不允许种粮，古代对盐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在广饶
、寿光、沾化这一区域调查勘探，这些盐业遗址非常奇怪，没有（发现）住的地方。就说明当时煮盐是季节性工作，煮盐要有草，风高气爽、容易蒸发、烧草比较充足时间才去煮盐，煮完盐再撤到别的地方。山东从煮盐到晒海盐，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我们晒盐是从清代中晚期开始，这之前都是煮盐。商周时间为什么盐业这一区域这么发达，很多学者也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离海边很远的地方，像滨州边上滨城区兰家村出一些商周青铜器，包括青州的苏埠屯都是，都有商代一些重镇，大家认为这些重镇就跟管理盐业有关。方辉先生在滨州兰家出土的青铜器上发现“卤小臣”，他认为这就是管理盐的一个官吏。

那这几千年为什么都在煮盐，煮盐它要求卤水到一定浓度才蒸煮，要不然耗材太多，昌邑那边盐度能到16度~18度，而盐的凝结度是23度，那相差这几度大家走过了多少年历程，烧了多少草?他不会晒盐吗，如果说有个懒蛋突然忘了，水浓缩就会出盐。这就说明这种制盐是一种宗教式的程式、规范，必须到这个浓度去煮，不去想晒、晾，实际上古代各种手工业都有它的信仰，在一种宗教式的程序下来规范、来做，古代人生产、生活并不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么简单。

危山汉墓，揭秘“七国之乱”

从1997年以后，我就开始做一些汉代的考古，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应该是章丘危山兵马俑坑。危山兵马俑坑发现应该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但是危山汉墓发掘揭开了汉代一个重大事件的内幕。田野考古发掘相对要简单，发现这样一个车马俑坑，找出范围，按照程序一点一点往下清理就行，但是揭示它背后的故事可能更复杂一些。

危山一号兵马俑坑出土情形

危山兵马俑坑，中间清理的过程比较缓慢，也比较仔细，发掘的速度也比较慢。我们新闻记者们都非常着急，说怎么你不一下把它挖出来，要让大家看看。考古工作就是这样，不能有丝毫的毛躁，它放在这边已经放了两千多年，如果我们稍不注意就会丧失很多信息，所以发掘的过程也是一个提取信息的过程。考古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单位面积里边或者单位遗址里边，能提取的信息越多才是越好。所以我们发掘过程中，要考虑这个俑、那个俑之间有什么联系，这块木板跟那块木板怎么联系。当时的木板都朽了、塌了，我们要把它再复原出来，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这个车马坑是彩绘的，有白彩，有黑彩，有红彩，所以要保护彩绘也是很麻烦的。车马坑里边最复杂的就是车，车伞盖、车厢、车辕、车舆，包括车轮之类的，它的清理和提取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用了一个月时间整理，我们提取用两个多月。

危山一号兵马俑坑的排头兵

我们一边发掘，一边调查，一边勘探，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一年，天也比较冷，下雪以后，我们车都上不了山，半山坡上大家都去推车。我也是为了找其他的坑，危山北边整个都跑遍了，也发现了一些古墓，也发现了一些制作俑坑的地方。

危山一号兵马俑发掘现场

2003年开始，我们对危山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基本上弄清了危山的布局。主墓室在危山顶上，叫铁墓顶。主墓室对的是一个山沟，山沟的东边山脊发现了1号坑、2号墓和2号坑，西边山脊上发现了4号坑和一些汉代墓葬。从整体结构上，它还是以山为陵，在山顶上修墓，这个（主）墓整体是“甲”字形，墓室是方形，边长24米，北边一条墓道，墓道宽12米，长50米，封土大概得有十几米高。

危山风景区

半山坡上发现了三座陶窑，主要是烧陶俑的，有大的，有小的，大的窑室直径30米，小的就是1米左右。汉代陶窑一般是有操作间，堆柴、烧火，有火膛，里边还有一个地方是烧火的，再后边是一个窑床，上边放烧制品。2号窑和3号窑共用一个操作间，3号窑比较小，在里面发现一些陶车的构件，还有马尾巴、陶俑的手，就是烧小件的。车马俑很多是拼接上的，比如说马尾巴、马耳朵都是拼上的，车轮的辐条，包括车伞的盖弓帽都是拼上去的，有专门一个窑是烧这些小物品的。在2、3号窑的东边，我们挖了一条探沟，还挖到一些砖瓦之类的，我们觉得它应该是当时一种窝棚类的，应该是制作陶俑的制作间。在南边发现一个大的取土坑，还有坡道通到地面，应该是烧陶俑时取土的。

山脚下1号坑应该是比较规整的，它面向墓室，一共出了172件陶俑，55匹马，4辆陶车。它整个结构就是前边车马出行，中间是乐器，有一个击鼓俑，有四个可能吹拉的，应该吹的笙之类的。击鼓俑是比较精神的，非常飘逸，发现的陶俑里边就这个击鼓俑耳朵做得非常好，别的俑有些耳朵不明显。再后边就是步兵俑，十个一排，一共十排，步兵俑前边放着一个盾牌，手里应该拿着兵器。2号俑坑应该是生活的，出了5个女俑，1辆陶车。陶车前边有一个立俑，应该是牵马的，车上有个跪俑，应该是驾驶的。

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5辆陶车，它按照一定比例来做的，把车复杂的结构都表现得非常清楚。在后李挖到过春秋时期的车马坑，当时那个车是木头做的，都腐烂了，很多结构都看不清楚。但是这个陶车结构非常清楚，比如说里边一些细部结构，挂弓箭的叫承弓器，减震的叫伏兔，车伞上盖弓帽，一个车拆卸下来一百多个零件。古代制车有木工，有漆工，有皮工，制作工艺非常复杂的。这一批陶车为我们复原汉代的车马、各类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标本。

在1号坑和2号坑之间，我们发现了一座汉代墓葬。它应该是双椁墓，是一座夫妻并穴的墓。最西侧和偏上是一个棺，应该是第二次挖开埋葬的，第一次埋的是一个石椁墓，出土了画像石，应该是一种花瓣纹的画像石，在边厢里出土了大量的武器，像弹丸、弩机、箭头，应该说这个人至少是一个将军之类的，室边上出土了一些陶器、漆木器。从随葬品看，它应该是西汉早期的。画像石非常珍贵，大家说到汉代画像石，一般都说（出现在）西汉中期，但是在危山这个墓葬发现说明西汉早期就有画像石。

对危山的整理和研究，我们发现，危山王陵揭示了汉代初期七国之乱这一历史事件。刘辟光是汉文帝时间的济南王，他在济南王的位子上待了11年，参加七国之乱，兵败自杀。这个危山王陵跟他有没有关系?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从规模上和时代上，它就应该是济南王刘辟光的墓葬，因为济南西汉时期就这么一个国王。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刘辟光危山王陵埋葬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154年。据史书记载，汉景帝三年正月，吴王、楚王、赵王、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胶西王发动七国之乱，三月，景帝派周亚夫和窦婴来镇压，吴王被杀，其他的六个王兵败自杀。我们放眼看全国，汉景帝阳陵出来了，杨家湾说是周勃或周亚夫的墓，也是这种有兵马俑坑的，楚王刘戊墓在江苏徐州狮子山也有。危山跟狮子山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它的墓葬都没有建完，狮子山凿山为陵，有的地方墓室都没建好。所以我们认为，这些王应该是西汉初期，野心勃勃都要仿效皇帝做兵马俑坑，七国叛乱以后，毕竟是皇帝的儿孙，所以也不追究了，建到什么样就什么样，就埋了。所以，我觉得危山汉墓应该揭示了这一历史事件。当然，我们山东还有两批兵马俑坑，一个是临淄山王出土的，再就是青州香山，时代跟危山都基本差不多。这些兵马俑坑是不是与七王有关系?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来研究。所以说作为考古的人，通过考古资料、文献资料进行对比，可能发现一些东西，但是实际上发现的只是一方面，跟历史真相还会有一定的距离，知道的东西远远要比未知的要少。那时我就觉得腿不好，那一年冬天也比较冷。感谢当地镇政府，给我们安排住宿，给我们弄炉子，一位分管副镇长还从家里给我弄一个暖水袋，说腿不好，晚上烫一烫。章丘电视台有一位记者，一直跟着我们拍摄，我们清理一点她拍一点，后来危山的很多片子都是她做的，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水下考古中心获得长足发展，大遗址保护满足公众文化需求

本世纪以来，山东省委省政府对文物工作高度重视。2015年，成立了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这应该是当时缩编的状况下，少有的行业内进行了一些增编，当时还成立了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当时国家有国水中心（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其他地方有些设在考古所里，有些设在其他科研机构里。作为一个独立的正处级事业单位，我们山东是唯一的。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是唯一，说明我们山东省委省政府对水下考古工作的重视，这也是山东发展海洋强省一个重要举措，我们山东3345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的海域面积跟陆地基本一致，那再加上我们的河流湖泊，微山湖是1200平方公里，东平湖是600平方公里，所以我们水下的文物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

我当时是山东省文物局考古处的处长，按照正常的行政程序，我是不能再去担任业务单位的一把手的，但是局领导从各方面考虑，就让我去负责水下中心。主要是一个组建工作，水下中心从一开始我们三四个人，到有二三十个人，到现在编办给的编制50个人，这中间也算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说句实在，这里边主要是我们水下中心的一些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一开始三五个人时，我们就跟国家水下中心联合开展山东海域的调查，开展长岛水域调查，开展东平湖水域的调查。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机构建设方面，虽然人数少，但是我们成立了办公室，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所，成立了出水文物修复，成立了工程规划，机构比较全面。在资质方面，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取得了团体领队的资质，也取得了规划设计资质，水下潜水资质是一种国际标准的资质，取得这个资质很不容易，相对来讲，我们取得水下考古资质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再就是我们加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中国水下考古有中国水下考古的特点，技术手段上来讲，它借助了一些高科技，从理论研究上，它很多是跟海洋生物、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地质这些（学科）息息相关，并且，海洋考古比陆地考古更具有开放性。再一个，水下考古需要大量的设备，特别物探设备，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跑财政、跑科技厅，到2019年，五年时间购置了上千万元的设备，包括水下机器人。我在水下中心期间，课题研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出版了《海岱拾遗》《水下遗珍》，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包括海丝、海防、海港、码头，我们对全省的沿海进行了调查，我们对定远舰进行了打捞。应该说，这五年水下中心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在全国也占有一席地位。后来我觉得厅里边还是能够比较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安排别的同志去负责做水下考古管理，我们水下中心这一次人员调整，由十几个人调整到五十个人，办公地点从原来的文物局，现在到东边的基地，无论硬件、软件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山东水下中心一定会走得更好、更远。

1992年，阳谷马庙元明墓地发掘留影。

关于大遗址保护，应该说我们山东的大遗址保护，起步比较晚，发端比较早。像张学海先生在齐故城做的展示，他在城子崖建议建博物馆，包括一些断面的保护，就体现了大遗址保护的一些理念。国家从“十五”开始，重视大遗址保护，从“十二五”我们成立考古处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地起步。大遗址保护作为一种古代墓葬、遗址保护，它有它的弱项，也有它的长处。弱势就是，我们大众对它不了解，强项就是它年代久远，能反映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或者说我们现在说的百万年人类发展史，万年以来文化发展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都离不开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工作。山东从2010年开始，大汶口、鲁故城、南旺枢纽列为第一批国家考古公园立项项目，到现在我们有6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我们也启动了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考古遗址公园已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家对遗址保护的一种共识。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共识?我觉得首先是社会发展了，公众对历史文化的了解、期盼更高了，人们对整体生活的需求已经延伸到对古代历史、古代文明、古代文化、古代人类发展历史的需求了，需要了解这些。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在哪?大家知道，我们地上的建筑，包括汉代的享堂，比如说长清的孝堂山，它是汉代公元前后的。土木建筑时代更晚，在山东，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宋代的或者说元代的，那我们从建筑能看多远?实际上大量古代文化遗产还是埋藏在地下，特别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各种重大发现层出不穷，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文物保护已经不是文物部门的事，而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城市历史是什么，村庄历史是什么，大遗址保护恰恰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1997年，寒亭前埠下调查发掘。

什么是考古，这也是大家一直在说的问题。我觉得考古它是连接历史与当今的一个桥梁，是连接现今与未来的一个纽带。今天我们每个人活100多岁那就是长寿了，但是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那连一秒钟都算不上。我们有300多万年的人类发展史，有1万年来的文化发展史，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实际上这些大部分都埋在地下。考古就是把这地下的遗产挖掘出来，进行整理和研究，翻译给社会，这就是考古的三部曲。我觉得作为考古人，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古代人留下这么宝贵的遗产，别人是不能挖的，只有考古人才能去挖，挖不好那就是破坏，这是时代交给考古人的任务，当然也是一种荣耀，更重要的还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新黄河记者：江丹 钱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