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先驱

在回顾北京近代普通教育改革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我国近代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声誉很高的三位人物——罗常培先生、老舍先生和董鲁安（于力）先生。他们都是满族人，又曾同在原八旗右翼中学（后改为北京三中）读过书。在大学读书之后，又先后到北京一中等校教书。他们抛弃了旧教条，冲破了旧框框，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所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是当之无愧的教改先驱。在新旧思想激烈冲突的年代，在不少的学校还关起门来“读经尊孔”的时候，他们的改革确实给普通教育谱写了闪光的一页。

关于董鲁安教改之事，罗常培先生在其《自传》里是这样说的：“……董鲁安约我到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教一班国文和修身，我想教书是我的正当职业，就答应了。鲁安在北京教育界是第一个教语体文的，‘修身’一课，也不讲道德、说仁义，而是拿‘社会学’和‘社会问题’作课本。我接手之后，‘萧规曹随’，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崭新的人物了……”（《罗常培纪念文集》）

燕园居士

后来，鲁安先生到师大附中教过课，后又到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那时候师大附中的毕业生考入燕京的人很多，因此燕京大学里有一个师大附中校友会。每年秋季开学，附中校友会照例要开迎新会。这样的会，鲁安先生是一定要参加的。我就是在刚考入大学之后，在迎新会上认识鲁安先生的。他到会较早，有的同学把我介绍给他，就随便谈起来了。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师长，说话慢条斯理，真是恂恂然有夫子风。也许这和他曾在中学教过书，理解中学生的特点，又懂得“大学之道”是有关系的。

后来，我参加了校内实习报纸的编辑工作，又选修过鲁安先生“酬应文”的课，和他接触的机会多起来。不久，他当了国文系系主任，每当国文系和国文学会有学术活动，非请教他不可，我对他的了解也更多一些。我知道他研究佛经已有多年，并且已经是大家熟知的“居士”了。一个佛教徒在一所基督教影响很深的大学里教书，还当了国文系的系主任，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很协调、自然，这是有一定难度的。我的同情一直是在鲁安先生一边。

其实，我对鲁安先生的思想、生活不甚理解的地方很多。如有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在大学二年级时因肺结核去世了（当时，治肺结核没有特效药，只靠养），同学们为他开了追悼会。鲁安先生写了一副挽联，下联是对生者而言的，我记得原文是：“我有一言，诸生需听，求学容易健身难。”同学们看了之后，纷纷议论。不少同学认为：董先生这次是真动感情了。他是以训话的口气要求同学们注意健康的。他平时讲话可不是这个样子，而且，有些同学知道，董先生自己的饮食安排，对健康也是不利的。

有一次，鲁安先生请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到他家里吃晚饭。八仙桌的四面坐4个人，他坐在主人的位子上，热情地招呼大家吃，他却一点不沾。我们问他：“您怎么一点也不吃呢？”他说：“长期不吃晚饭，习惯了。”我想这是佛门弟子的规矩，就不再问了。从那时起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鲁安先生是一位自我控制能力极强的人。

董先生对中文教学、对中国古代文化、对诗词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他曾写过修辞学的专著，曾做过“中国古代的礼”的专题报告。他是一位高水平的多学科的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位“通儒”罢！

悄然“出家”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派兵霸占了燕京校园，驱散了师生。大家纷纷到城里来，有家的回家，没家的投亲靠友。

当时北平还有两所私立大学勉强维持，一个是辅仁大学，一个是中国大学。中国大学的校长何其巩曾努力安排燕大的教师到他那里去教书或做其他工作，像教材编译之类的事。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经翁独健教授的介绍，认识何其巩并参加中大教材编译工作的。但是，何其巩重点争取的是董鲁安先生。因为中文系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大系，人数多，影响大。

董鲁安先生原来也在中大兼一点课，后来忽然不去了。何其巩曾多次派人到董家来请他（据说是3次），但每次只见到董夫人，而且她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董先生不在家！”后来，何其巩的代表不肯轻易离去，直截了当地对董夫人讲：“何校长说了，董先生不想见我们，是嫌中国大学待遇低，又不便拒绝。

现在我受何校长的委托，把话说清楚：董先生的待遇可以从优，希望他不要再拒绝了。”董夫人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已经走了。”“到哪里去了？”来人问。“确实不知道。”董夫人回答。于是董先生“出家”的说法就传开了。大家都很相信。因为他本来就是人所共知的“居士”么。

入世红区

董先生“出家”，离开北平，走得很远，比老舍名著《四世同堂》里的钱诗人走得更远，他在党的地下组织帮助之下到解放区去了。

我最初了解到董先生到解放区的详细情况，是我的一位老同学孙亦新告诉我的。孙亦新从华北解放区绕道北平到南方去，在我那里借住。夜深人静，他谈了许多董先生到解放区后的情况。他说，董先生受到热烈的欢迎。他工作热情极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人鬼杂处的北平》，获得“鲁迅文艺报告文学奖”。

他还说，董先生“真有意思”，听说他有时还到山里拜佛呢！当然，更多的时间、精力是用在给报纸写通讯、特写方面。这些文稿后来汇集成册，出版了。董先生曾有《自题诗》一首，实际上是以诗的形式写的《自序》：间关险阻记初征，高垒深沟锁百城。倒马终霄星熠耀，飞狐六月雪峥嵘。仰天大笔图群鬼，斫地狂歌哭旧京。铸鼎燃犀宁解秽，横磨底事不平鸣。

战士诗人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鲁安先生在1943年后也过了一阵子的游击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涉历险夷，拒守进退”，转战晋冀山区。在这期间，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每天坚持写诗、记事、述感。到1944年，一共写诗200首。后来编印成册，题为《游击草》。现引七律《大柳石崖堂露宿》一首为例，以见一斑：避地云中二月留，夷师忽告犯灵丘。阵云惟是横三晋，杀气直将遍九州。逐影射工频有伺，搏人魑魅苦相求。空山戍月长枪底，真个酣眠石枕头。

山谷诗：空山万籁月明底，安得闲眠石枕头。是夕，因防敌奔袭，不宿村中。

柳亚子先生曾为《游击草》题诗一首，可以说是一篇评介。原诗如下：嵎夷犯顺稽诛日，夫子缨冠奋臂时。历尽险艰真大勇，好收烽燧入新诗。篇章郁勃追韩杜，主义昌明重列斯。记取钓台沈醉日，可能为我泼金卮。

求仁得仁

鲁安先生到解放区后还做了许多具体繁重的工作。他曾出任过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曾受聘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并曾当选为副议长。

1949年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董鲁安先生作为华北解放区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随后他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工作任务更重了。他曾先后被任命为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监察院院长和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政局局长等职务。

鲁安先生1953年因病去世了，终年只有57岁。他的战友、同事、学生无不感到万分悲痛。

语云：“求仁得仁，又何怨？”我们也只能这样想了。

往事追思

转眼之间40多年已经过去了。

1989年10月，鲁安先生的女儿董宝元大姐和她的爱人杜阳春学长从台湾回大陆来旅游、探亲、访友，我们会面了。故友重逢，欢谈竟日；说古道今，不知疲倦。话题之一自然是回忆鲁安先生的往事了。我曾直言不讳地问董大姐：“当年你们家里人为什么不好好劝劝董老师，注意饮食健康呢？不然的话，董老师为什么过早地离开人世呢？”

董大姐沉思一会儿，说：“他老人家的意见，从不强加于人，对儿女也是如此。他读佛经、信佛教，从不要求我们也信。我们也尊重他的信仰和生活习惯。关于注意饮食健康的问题，劝是劝过，他不反驳，也不接受，我们也只好尊重他个人的意见了。”

董大姐的话，引起了我的长时间的思考。

也许可以这么说，鲁安先生是一位在思想上高度净化的学者和教育家吧！”

作者简介：李寿朋，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曾任第七届东城区政协委员，原任北京市第一中学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