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育英学校坐落在东城区灯市口大街。其中学部——育英中学是全国的一所名校，1952年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这所学校最大的特点是广出各方面的突出人才。老师水平高，学生能力强、思想活跃，在各种活动中都走在前列，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抗日战争时期，该校一度被日伪接管，改名为“北平市立第八中学”。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师生的抗日激情就已高涨，接管后，一面继续努力开展教学和各种课外活动，一面与日伪的奴化教育进行地下的和公开的斗争。现仅我个人所掌握的一小部分资料，经过整理进行如下的回忆。

冯玉祥将军题词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激起了内地包括北平学生的无比愤慨。广大青年采取了多种形式的爱国宣传运动。

育英中学的学生以高昂的政治热情用演讲、话剧、募捐、戏曲等多种形式在校内外开展了抗日斗争。其中，学生们还利用每年自行编印的年刊和学生自治会主办的《育英尝试》等刊物进行宣传。当时，冯玉祥将军对此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特亲笔为北平育英中学1931年度《年刊》题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寇深事急，山河裂破。育英同学，救亡情迫。举办年刊，如终军策。以鼓舞同学的斗争士气。

歌咏队南下旅行表演

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合唱指挥李抱忱先生（1979年逝世于台湾），当年是育英中学的音乐主任。“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对日本的侵略同仇敌忾。李先生此时所编作的中学音乐教材也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的歌曲为主。

1935年，他率领育英中学的师生组成合唱队，开始了平、津、济、京、沪、杭的旅行音乐会。临行前印制了千张海报，上面两行醒目的红字：藉雄壮的音乐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用慷慨的歌声咏唱出中华青年的奋发。

全体队员意气风发，的确抒发了高尚的爱国情深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上海一站，联华影片公司给育英合唱队还摄制了电影，随正片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另外还录制了六首歌曲的唱片。至今，马轶群校友在云南还发现了保存下来的当时的唱片，足以说明其影响之深远和广泛。此次南下演出既宣传了爱国、鼓舞人心，又使得师生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业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演出返回后，写了数千字的旅行表演报告书，并且有了新的构想：举办多校联合的合唱音乐会。记得当时在平的贝满女中、育英中学、通县潞河中学、富育女中在李先生的四处奔走下，不辞辛苦地共同排练。之后，在此基础上又联合了北平十四所大中院校，终于1935年夏在故宫太和殿成功地举行了有600多名师生参加的露天大合唱音乐会。大家精神振奋，引吭高歌，这在当时影响很大，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

举办提倡国货运动大会募捐慰劳前方英勇战士

1933年，在育英中学的第三院（现65中学址）举办提倡国货运动大会。会上向市民宣传购买国货抵制日货，激起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

育英中学抗日救国会在校内外举行募捐活动，购买了慰问品—锅饼4000斤、卤菜千余斤，由学生刘业和刘殿荣代表全校师生携带赴前线慰劳宋哲元部抗日将士。出发前，全校师生夹道欢送，其激动场面历历在目。为此，宋哲元将军亲笔回信感谢育英中学的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爱国热忱。

一个铜墨盒

东北沦陷后，育英学生于1931年组织了育英抗日演说会。凡参加演说的同学可获得由育英学校学生青年会赠予的铜墨盒一个，上面刻有演讲者的名字，并刻有中国地图（涂黑东北三省）的图样和育英抗日演说会的字样。

汪泽校友（原名汪万昆）是育英中学当时的初中学生，参加了此次的抗日演说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大后方参加了抗日斗争，至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区资统纵队司令部参谋主任。自从抗日战争前夕直到离休历经半个多世纪，转战大半个中国，可他始终不忘随身携带这支铜墨盒。他于1989年病逝的前夕，将此铜墨盒由广东住地寄给母校保存，作为一个有力的历史见证。

抗日战争中的烈士和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师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育英中学有多名同学参加了对日战争甚至牺牲。其中根据记载仅举几例：

刘广汉校友于1935年由福州回北平考入育英中学读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并参与编辑油印刊物《年青人》，报导北方学生运动的有关消息。他在革命的风雨中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于育英中学高中毕业后，与家人告别，转入近郊参加八路军的游击队与强敌作殊死战斗。之后，与家人商议决定化装成小商贩，通过日本盘查和封锁，乘火车离开北平前往河北霸县。先在五分区（后改十分区）政治部，1939年春到分区二大队政治处任宣传股股长。之后，二大队改编为二十九团仍任股长。1939年10月17日，二十九团在河北省新城县葫芦集村与日寇作战，刘广汉头部中弹，抬到团卫生队即停止了呼吸，葬于新城县杜辛庄村的团部所在地。

崔峙如老师于20年代初期起就在育英中学任体育部主任和总指导。其间，曾留学于美国春田体育大学。他为我国体育界培养了大批体育栋梁之才。

“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北平。崔老师出自强烈的爱国心，在和人们交往之中经常流露出不满的情绪。1940年前后，他在育英中学任教时，曾经去过一次西安。回来以后他就和人讲此去的所见所闻。他说国民党军队和伪军表面上隔河相峙，一到晚上对方的排长、连长就过河来一起打麻将。意思是相峙是作给日本人看的，彼此是中国人谁也不打谁。这些话当时就招致了日本特务的注意。

他从西安还带回一些国民党银行发行的“美金储蓄券”，说是等胜利以后可以兑换成美金。动员亲朋好友买，这就更加惹怒了日本人。

1944年3月的一天上午在他大佛寺街的住地被逮走了并关在珠市口西边路北的日本宪兵队里。后来日本本土缺少劳工，把一批宪兵队抓走的人运往日本当苦力，崔峙如老师也就在那里被折磨迫害惨死。

除此以外，还有一位国文教师郑国梁，他是从宿舍里被抓走的，很长时间下落不明，后来证实是被日寇杀害了，曾被日寇拘捕过的还有当时校长李如松和学生孟庆时等。

抗日战争时期育英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建立

原中共北京市委顾问委员会常委张大中同志毕业于育英中学。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写道：“我是1939年从天津转学，到二十五中的前身育英中学的。当时的北平正处在最黑暗的时期，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它，人民在受难。通过日本军队设在车站、城门的岗卡的搜身检查，穿过荷枪佩刀的日本宪兵巡逻的街道，进入中国四合院式的育英中学校园，我才感到总算松了一口气。育英中学是公理会办的学校，日本教官还没有派进来。这里聚集的是中国教师和学生，许多教师是因为不愿意同侵略者合作才到这里来教书的，许多同学也是由于不愿意接受奴化教育才到这里来学习的。教师和学生互相关怀、教学相长，这在当时是难得的学习环境。这里是荒漠中一片小小的绿洲，是狂风恶浪中的一叶扁舟。”

育英中学是美国教会办的一所学校，此时又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因此，正如张大中同志所说，日本势力和国民党特务很难在育英中学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此发展的极有利时机。张大中来育英中学之前就已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到育英中学后于1940年初，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39年冬到1940年底育英党支部成立以前，他在黄云同志领导下团结进步同学，联系校外的民先和革命积极分子并根据上级布置，在夜间和高鸿志一起到东皇城根一带张贴抗日宣传品；介绍戚天庆通过燕京大学化学系地下党组织，学习爆破技术。他连寒暑假回德州老家，也要把抗日宣传材料秘密地抄写在英文范氏大代数的课本上，向当地青年宣传抗日。

张大中在育英中学注意培养、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入党。1940年下半年，他先后发展了宋汝棼（袁饽绪）、高鲁（袁德隆）、赵谦（王国华）。这时组织上已将辅仁大学西语系的共产党员黄泛（张致忠）转交张大中领导。1941年初，经北平地下党城委书记周彬批准，建立了育英中学党支部。张大中任党支部书记。

截至1941年6月，育英中学党支部共有党员8人，并争取团结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其中包括韩叙（沈崇健）等多名。同时组织小型读书会，阅读哲学、社会科学和进步文艺书刊；以公开合法身份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例如利用基督教团契组织）；输送党员和革命青年去根据地，为了使育英中学党的工作后继有人，张大中、宋汝棼在下一个年级里，依靠薛英（张福德）办起了进步团体“细流社”，在初中里并团结了沈同（韩珏珩）。“细流”的寓意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黑暗日子里，爱国青年的涓涓细水，也必将汇集成革命的洪流。参加的人除张大中、宋汝棼、薜英之外，还有臧旭、钱士鉴、查瑞传、米育喆、袁克刚、马尔康、马汝良、金学良、冼景槐、程述铭等十位同学。他们常常选读一些进步作品如《铁流》、鲁迅的杂文等等。他们还创办了铅印刊物——《细流》（由语文教师包达天题写的刊名），里面有诗歌、散文和小说，卖给校内外的中学生，很受欢迎。

日伪统治下育英学校师生的斗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将北平的教会学校全部接管。育英中学改名为“北平市立第八中学”，小学部改名为“灯市口小学”。当时除了育英地下党支部团结一部分进步青年开展校内外的抗日斗争外，广大师生也是不甘愿受日伪的奴化教育。一些同学为了学好本领，准备走出“象牙之塔”，到抗日斗争的前线去，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强大的祖国。另一些同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北平，有的去了革命圣地地延安或敌后根据地，有的去了大后方。大部分在校师生对日伪的奴化教育进行公开地消极抵抗。当时小学部有一位国文教师依仗日伪的势力，篡夺了小学部校长的职位，广大师生为此深恶痛绝。教师们就以无声的行动——怠工来抵抗。常常是上课铃已响过，教师们还在预备室里嘻嘻哈哈，喧哗说笑，气得“常白毛”（此位校长的外号）既不肯表示自己威信不灵而求助于镇压，就只得低声下气赔笑脸去预备室请教师们上课。非得三请，教师们才懒洋洋地缓缓踱入课堂。日本投降后，他就悄悄地溜走了。

当时小学的同学爱国之心也很高。有一位叫查宏传的所谓“小淘气”，他和同学们在厕所写上了“打倒小日本！”的口号。当时有关方面也想追查，但在师生的掩护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戴鸿章校友于1943年暑期初中毕业时，有一本同学赠言纪念册，上面有许多同学在当时亲笔给他写的赠言，至今保留在他身边。

其中王广荃写的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黄琮同学写的是：直捣黄龙，迎还二圣。平吞鸭绿，一统中原。

沈裕生同学写的是：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也不要忘了为自由及光荣奋斗，须知中国的青年是没有屈服的！

黄子彦老师当时是肓英中学的教务主任，要求学生非常严格。但在日本统治下，他非常爱护学生，有两个典型事例：其一，一德国人教英语会话。一个学生一次未能答上问题，他竟训斥该生“you fool”（你愚蠢），十分伤害此生自尊心。该生受此侮辱后，也回敬了一句：“you fool”。此德国人依仗有日本人支持，要求黄老师处分该生，态度非常强硬。可黄老师根据事实是他首先有意侮辱了中国学生。因此，不但没有处分该生，而不久便辞退了这个德国人。其二，1937年北平沦陷，学校被迫增加日文课，同学们不约而同想起了都德写的“最后一课”，感到无比屈辱。马泰同学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于是他在日文课上故意捣乱，被送到教务处。他战战兢兢地站在黄老师面前，低着头等候处理。没想到这位平时一向对学生违犯纪律要求十分严格的黄老师不仅未给予处分，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只说了一句：“你若是不愿学日文，就往南边走嘛！”马泰热泪夺眶而出，深切体会黄老师非常理解和体贴学生的民族气节，鼓励学生到后方去。在沦陷期间那是需要不顾个人安危，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说出来。而且同学们还在上日文课之前，用白粉笔把黑板涂得满满的，无人去擦，弄得日语教师也没有办法。

众多的历史老师如孙亨庭、任伊尊夫人、张午桥等每每结合课文用老师的激情讲述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的爱国事迹与民族气节；戚继光的抗击倭寇；林则徐的焚烧鸦片。而腐败的清政府反而以战败国身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令人气愤填膺，再加上亲尝了沦陷后的亡国奴之苦，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胸怀。很多同学由此而彻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育英又重现曙光，并于同年10月10日复校。

作者简介：李天赏，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民进支部委员，化学高级教师，育英中学校友会副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