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琉璃厂文化街的形成，孙殿起先生在《琉璃厂小志》中有一段话很重要，但在今天关于琉璃厂的诸多著述中，被引用得甚少。

他说：明代达官贵族，多居内城。清代则内城为旗籍人士所居，汉人率居外城，故诗文集中称宣武城南者为独多。康熙年间，琉璃厂有灯市之后，游人渐集，旋慈仁寺书市，亦移于此。乾隆癸巳，四库开馆，四方文人麕集京师，参与编校，而各地书商，亦多辇书到京，设肆供应；故琉璃厂与当时文人有不可分离之势。又以王士祯、朱彝尊辈所居之地，与此比邻；王朱当年手植花木，亦遂为世所重，见诸吟咏。他如孙星衍尝居厂桥，而罗聘微时亦尝寄居琉璃厂观音阁，皆谈厂甸故实者所不可忽也。

对于琉璃厂文化街的形成，在这段话里，孙先生讲了四个原因：第一，也是琉璃厂文化街形成的直接或者根本原因，即清初“满汉分城之制”造成的汉族文官的“率居外城”，且以宣南为多；第二，“灯市移往琉璃厂”带来城市年节生活方式变化，导致“游人渐集”琉璃厂；第三，四库开馆，编修对典籍的大量需求，吸引各地书商“亦多辇书到京，设肆供应”；第四，文人所居之地，与琉璃厂比邻。他提到王士祯、朱彝尊、孙星衍及罗聘等人。

此外，在《琉璃厂小志》“琉璃厂示意图”所附说明中，孙先生写道：

琉璃窑前之隙地，自康熙年间，经窑厂监督汪文柏之倡议，建筑房舍，招商承租，自此商贾云集，乃成喧市。其后灯市又在此举行，游人益众，遂有光厂之称。

这个记载很短，却是琉璃厂书市形成的一大关键，但诸多有关著述中大多没有提及。正是因为琉璃厂一带文人学士的聚居，引致一些书商及文玩摊铺向这里的聚拢，才有了康熙年间监督汪文柏借隙地“建筑房舍，招商承租”的倡议，才有了琉璃厂“喧市”的形成。换言之，琉璃厂文化街的形成，也有官方“有形的手”于其中发挥作用。即如明初的“奉旨，皇城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招商居货，总谓之廊房”（明沈榜著《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版）之举。

由此推想，最初的琉璃厂，可能是个露天的文化集市。及有了汪文柏监督的建筑房舍，摊商才变成了坐商，集市因之“乃成喧市”。其后灯市移来，“游人益众，遂有光厂之称”。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7年第3期《小志大文章，深心又谁知——体味<琉璃厂小志>》

作者： 袁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