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城的发展史上，辽南京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北京由地域性的城市开始向中国北部乃至全国政治中心城市转变，北京城市的建筑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一些新的内容，并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后晋石敬瑭为了契丹国的支持，正式将幽云十六州割让。耶律德光下诏改国号为大辽，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作为辽的陪都。南京的建立，不仅使北京城市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也使北京城市建筑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初兴之时，契丹族仍过着游牧生活，建筑文化水平较低。他们“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没有开展土木建筑活动。后来，他们开始向汉族学习建筑技术，“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辽太宗天显年（927年）“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筑城建屋。辽上京也是以幽州为样板而修建的，所谓“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拥有幽州以后，他们在承接旧制、使用汉族工匠的同时，将本民族的一些文化观念与习惯融入建筑当中，在南京形成一种新的契丹与汉族文化相互借鉴、融合的建筑文化。

辽代实行南北分治的政策，“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在汉族人为主的南京地区，辽地方行政制度与唐及北宋初期制度基本相同。南京城的平面布局沿用了原幽州城的布局，仍然是内外两重城墙。内城亦称子城，位于外城（或称罗城）的西南角。城墙也是基本使用原有基址，只是把一些城墙重加修筑，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北宋使臣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了辽代末年南京城，“楼壁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这些都说明了辽南京承续唐、五代幽州城之旧，“城市结构并未改变，仍以十字大街为骨架，固守州城里坊制格局，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性”。

虽然辽南京城的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中国北方仍然是一座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城市。在不断的建筑营造实践活动中，辽南京建筑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在不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坚固耐用方面，辽南京的建筑十分突出。

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建筑是辽代的天宁寺塔，此塔建于辽天祚帝天庆九年至十年，即1119—1120 年，距今九百多年左右，依然屹立不倒，亦可说明其建筑水平之高。辽南京建筑之所以非常坚固，与其在结构上的创新关系密切。据考证，辽代木构建筑中出现了类似现代高层筒体结构的木构筒体框架，并在框架中使用了斜撑构件，保证了结构整体刚性，改变了中国原有木构柱梁支架的四边形体系。另外，在一些寺庙建筑的空间处理上，为了扩展礼佛的空间，包括辽南京在内的佛寺殿宇多采用移柱或减柱的做法。甚至在七间殿宇的前内柱也只留下两根，其余均取消，使得殿内空间豁然开朗。这种移柱、减柱的做法，在结构上出现了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组合梁架，表明辽代建筑已有很高水平。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4年第一期《辽南京建筑文化特色与价值》

作者：宋卫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