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王朝很重视本民族人才的培养与选拔，颁行女真大学、女真小学，设国子监，采取双轨制开科取士，分期举行女真进士和汉进士的考试。大定十三年（1173年）大悯忠寺还做了一次女真进士的考场，熙熙攘攘，很是兴盛。皇家寺院一下子又成了女真举子跃入官场的龙门。

过了两年，朝廷又拨钱重修了大殿和太子殿，寺庙更辉煌了。然而蒙古“狂飙”正从浩瀚的大草原，以摧枯拉朽之势，动地而来。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初二蒙古铁骑攻陷中都城。一场疯狂的烧杀劫掠开始了，生灵涂炭，玉石俱焚，金朝宫殿被大火焚烧殆尽。中都攻克后，成吉思汗又派失吉忽土忽等三人赶到，参与疯狂的掠夺财物。战争把美丽的中都糟践成人间炼狱。大悯忠寺地处都城的东南隅，存耶，毁耶，不得而知。不过，搜索元末时人的诗文还能寻到对双塔、观音阁的描写。或者，大悯忠寺还在吧。

然而，古刹多难。明初的志书记载：“今寺与塔具毁，遗址仅存。”是战火、雷火，是地震、还是人为把庙毁了？不得而知，反正是“遗址仅存”。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南宋谢枋得抗元失败，逃至建宁（福建建颐）唐石山隐匿，被元军俘获，押至大都悯忠寺中，谢枋得绝食而死。后人曾立祠堂祭祀。

谢枋得(1226—1289年)，南宋进士，江西信州弋阳人，字君直，号叠山，别号依斋，担任六部侍郎，聪明过人，文章奇绝；学通“六经”，淹贯百家，带领义军在江东抗元，被俘不屈，在北京殉国，作品收录在《叠山集》。自幼颖悟，“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与文天祥同科进士，性好直言，因得罪贾似道而遭黜斥。元朝先后五次征聘，坚辞不应，并写《却聘书》：“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逼我降元，我必慷慨赴死，决不失志。”留下的绝命诗掷地有声：“万古纲常担上肩，脊梁铁硬对皇天。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法源寺有幸，存下忠贞义士的风骨。

1368年，明洪武开元，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结束了元朝九十七年的统治，政权又复归汉人掌握之中。

当过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自然推崇佛教，他的四子明成祖朱棣依仗僧人姚广孝的策划，夺嫡成功，继了皇帝位。迁都北京后，也必然要隆兴佛事。但重建悯忠寺的事，一直拖到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三年（1438年），由司礼太监宋文毅等巨阉牵头出资才重修了寺院。据现存寺内的碑文记载，这次重建工程浩大：“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两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禅栖之所，次第完缮，以间计者凡一百八十四……”以后又修建了大藏经阁，对殿内“复雕塑佛菩萨像，庄严藻绘，视旧规盖有加焉”。宏伟的寺庙从废墟里站起来了，里里外外，焕然一新，成就了今日寺院的格局。明英宗题名“崇福寺”，传旨，把一部新刊印的大藏经赐给寺院，放在藏经阁中“永充供养，听所有僧官僧徒看颂赞扬，上为国家祝釐，下与民生祈福”（《敕谕敕赐崇福禅寺碑》）。至今，这部珍贵的明刻大藏经还保存在法源寺藏经阁中。

清世祖福临崇尚佛教，他说自己的前世就是个出家的和尚。他曾在崇福寺内设戒坛。他的儿子康熙帝玄烨赐御题匾额“觉路津梁”“存诚”。雍正帝胤禛不仅崇佛而且深识佛法。雍正十一年（1733年），他发帑重修寺庙，赐名“法源寺”，定为律宗寺庙。他说“朕惟如来演说经、律、论三藏，而律居其一；又说戒、定、慧三学，而戒居其先，亦如宗门有衣钵之传焉”（《御制法源寺碑文》）。从此，在京城众多的寺庙中，法源寺成为少有的专司传戒授法的皇家古刹。

雍正帝的儿子乾隆帝更是崇佛有加，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亲临寺院，赐御书匾额“法海真源”，高悬大雄宝殿门楣，还题诗一首：

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

沧桑已阅久，因草率难穷；

名见“法源”称，实看像教崇；

甲寅并雍正，戊戌葺乾隆；

是日落成庆，初春瞻礼躬；

所期资福力，寰宇屡绥丰。

今天我们看到的法源寺虽是明建清修，不算十分稀奇，但那花木葱茏的庭院、殿堂收存的文物和说不完的历史故事却是鲜有能比的。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6年第2期《话说北京法源寺》

作者：杨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