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南京时期，佛教在辽统治区域内广泛传播，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年），对佛教多有保护与支持，致使南京（今北京西南）地区佛教寺庙发展迅速。

这些寺庙相当一部分是由皇室贵族、各级官僚施舍钱财而修建的。还有部分寺庙则由民间佛教信徒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邑社所修建。在官方和民间的协力之下，南京地区佛教寺庙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发展势头超过中原地区，成为北方地区之首。许亢宗认为，南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并非虚言。史称：南京“都城之内，招提蓝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宋人洪皓在其《松漠纪闻》云：“燕京蓝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院，曰大觉、招提、竹林、瑞像。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有学者曾统计，当时整个辽朝疆域内的佛塔、佛教碑刻经幢等，竟有将近一半在南京及其所属的各个州县内，同样也说明了南京佛教之盛。

云居寺塔 立新 摄影

辽代南京地区的佛寺形式众多，规模宏大，造型精巧。梁思成称：“辽宫廷土木之功虽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图则多雄伟。”例如，大昊天寺是在秦越国大长公主燕京的馆第基础上修建的，而原来的宅邸“雕华宏冠，甲於都会”，经过后来的巨资改扩建，其豪华奢丽大可想见。其中，位于大殿之后的宝塔，六檐八角，轮相横空，高达两百尺。一百多年后，元人郝经在《登昊天寺宝岩塔》诗中对其仍大加称赞：“宝藏沙劫开，突兀翻地轴。瑰奇入霄汉，缔构穷土木。”燕京城内的开泰寺，为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所建，据称此寺“殿宇楼观，冠于全燕”。此外，辽南京地区的佛寺还呈现出总体布局和个体建筑不拘一格、色彩缤纷的特点。

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最为活跃，来自中原、塞北及西域、天竺等海外各地的佛教流派纷纷汇聚于此。各个流派之间在相互交融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吸收了儒学、契丹原始信仰，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域化特色明显的寺庙建筑。当时辽南京地区的部分寺庙是依照中原佛教寺庙样式修建的，如应历年间建成的燕京三盆山（今北京房山）佛寺崇圣院。

而南京地区更多的佛寺，则是以中原庙宇模式为基础，结合契丹习俗而建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寺院。这些寺庙在平面布局方面，或以塔院为中心，或以高阁为中心，或以佛殿为中心，各个不同佛教发展时期寺庙平面布局均在南京出现。同时，今天的大觉寺、戒台寺还体现出辽人朝日风俗，更是其中比较独特者。在佛像设置与分布方面，南京地区的佛寺也多有不同。如咸雍三年（1067年）《燕京大昊天寺碑》所记的大昊天寺“百二十之贤王，分其左右”，而咸雍六年（1070年）《洪福寺碑》所记的时属南京管辖的洪福寺（在今河北省高碑店市）则是东西厢有洞廊二座，内塑罗汉各五十尊。显然，这与中原地区的佛寺存在很大不同。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4年第一期《辽南京建筑文化特色与价值》

作者：宋卫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