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漕粮虽以海运为主，但在河运方面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至元十二年(1275年)前后，郭守敬受命巡视河北、山东河道及金、宋运河故道。他根据河流分布与地势高低，建议引山东汶水、泗水以通御河，即隋永济渠（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五十《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商务印书馆1958版），从而使漕河北通直沽、南达黄河。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内郭守敬雕像。立新摄影

当时的黄河下游袭夺淮河河道入海，沟通了黄河就意味着可以连接淮河，进而借助江淮之间的运河到达长江南北。次年，伯颜从江南返回大都后对同僚言道：“都邑乃四海会同之地，贡赋之入，非漕运不可。若由陆运，民力惫矣。”其后又到上都向忽必烈奏报：“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属，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载，比之车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苏天爵编《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颜）》，中华书局1996版）至元二十年(1283年)八月，自任城(今济宁)到须城(今东平)的济州河完工。二十六年(1289年)完成了南起须城县安山、北至临清的会通河工程，基本实现了郭守敬当年的设想，而且采用了通过船闸调节河道水位的先进技术，使漕船可以逐级逆流而上。经过“裁弯取直”的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其分布格局自明清延续至今。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的丘浚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运东南粟以实京师，在汉、唐、宋皆然。然汉、唐都关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中间虽或少假人力，然非若会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创为之，非有所因也。”（《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二《漕运》）元朝为保障大运河的畅通，作出了极富创新意义的探索。

为使漕粮由通州顺利进京，元朝开挖了东自通州、西至大都的通惠河。元初可以依赖的漕运通道，是金代曾经用过的坝河。他们创造性地在河中拦腰修筑了七座滚水坝，每段河道借此得以存留一定水量。从通州卸下的粮食重新装船后，在纤夫的牵引下逆水行舟。通过滚水坝时则将粮食搬到停泊在上一级河段的船上，逐坝“倒搬”、渐次推进，直至运抵大都光熙门。鉴于坝河水量不稳、陆路运输以及坝河搬运耗用的人力物力巨大，运粮牲畜死者不可胜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提出了一个宏伟计划：“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在今昌平白浮村北)，西折西南，经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自西水门(今西直门北)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在今前门与崇文门之间稍北)，合入旧运粮河 (即金中都闸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次年春动工时，忽必烈下令“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以表支持（《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三十年（1293年）秋完工，为大都城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水源，积水潭由此成为大运河的终点。通过水闸控制水量形成梯级航道，是当时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水利技术。

元代的漕运也存在着不少弊端。比如，运粮的军人和水手沿途劫夺客船、扰民滋事、相互争斗，借故多收鼠耗、盘剥百姓，官员贪污腐败、走私牟利，钞法败坏导致船户负担过重，甚至不得不典妻卖女以应付差役。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元代大都漕运的基本过程与时代特点

作者：孙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