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被中华文明吸纳后，逐渐本土化。佛教与儒、道两家互补，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发明的造纸术传到欧洲以后，极大地推动了欧洲乃至全世界文明的进步，这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马铃薯从美洲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广大地区种植，缓解了中国人对粮食的需求，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增长。以上三者，分别属于精神文明、技术文明和物质文明。这种交流的过程是和平的，结果是双赢的。我称之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馈赠，应当成为今后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始于周边的亚洲国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汉和帝时期，另一位使者甘英的足迹，已经抵达波斯湾，与古罗马帝国（时称“大秦”）隔海相望。至唐代，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广泛。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在8世纪前半叶，人口已近百万，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以及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和商贾。大食、天竺、真腊、狮子国、新罗、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使臣络绎不绝。至明代，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途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最远到达东非沿海。明末清初，以来华传教士为媒介，中国又与欧洲一些国家加强了文化交流关系。

多元文化的交融，不但使中华文明得以弘扬，也使中华文明得到滋养；这种弘扬与滋养，涵盖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等许多方面。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伟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以及园林建筑，营造了18世纪弥漫于欧洲的“中国情调”；而中国的孔孟儒学、科举制度、文官体系以及文学艺术，不仅在日本、韩国等亚洲近邻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还曾远渡重洋，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从外来文化中吸取养分。

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激起了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包括古希腊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机械工程学，以及火器、水利等等；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16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年间，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对中国开发地广人稀的山区，满足人口大国的粮食需求，进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与印刷术西传欧洲，经过改造后又传回中国，再次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利玛窦塑像——位于北京南堂。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宏描 摄影）

作者：袁行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