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庸先生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毕业，曾兼任北大讲师，并于1932年回北京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北平沦陷，罗庸和郑天挺等是最后一批离开北平的北大同人，经过天津，乘船到达香港，由香港到长沙。这时候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已经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开课，这一天后来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罗庸一直任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同时在中法大学任文史系主任，在云南大学、五华学院兼课。后来罗常培赴美，他又代理中文系系主任。根据《郑天挺日记》1946年4月27日，“在昆明闻之锡予（汤用彤），言校中对莘田（罗常培）、膺中（罗庸）皆不拟续聘，锡予再言之始留云云，闻之百感丛集。学校选聘教授不依学问为标准，前途必无进步，若杂以感情，尤非学校之福也。”1946年8月，三校复员北返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联大旧址独立设置，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改称云南师范大学），罗庸被联大解聘，继续留在昆明师范学院主持中文系。

1949年应梁漱溟先生之邀赴重庆，到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讲学，8月先生与梁漱溟、谢无量、曹慕樊等朋友在重庆北碚的缙云寺闭关修练密宗贡噶派大手印法。后来患脑溢血，1950年6月25日在贫病交加中赍志以没，29日葬于温泉松林坡孔雀屏。他的学生郑临川回忆：四九年深秋，我带着南开高中毕业班到北碚参观，得到再次拜谒先生的机会。当时先生已病倒在一间用石头营造的冷清屋子里，光线更显得暗淡，只有师母陪着他。看上去比夏天瘦多了，但说话的精神还是那么从容坦荡，师母告诉我，几天前一位联大校友来探问病情，他用带泪的声音劝先生说：“四六年我们失去了闻一多先生，去年朱佩弦先生也离开了我们，如今先生又病着，可千万保重，我们再也经不起这样大的损失呵！”先生听罢微笑着向我说：“这孩子也忒傻气，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生命本来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大概忘了庄子那句薪尽而火传的寓言，只要有火种传下去，木柴难道真的化为乌有了么？”……在病情严重、生死弥留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泰然自若的精神状态，真正体现出了古人所谓“无终食之间违仁”的君子风度。

我们从罗庸写给学生逯钦立的信来看，他一直想回北京，据说，他曾写信给相关人士说，自己只要能回北大，在资料室做一个管理员都可以。但他终究死于异乡，正当知天命之年。

文章来源：《罗庸其人其学，其光辉》

作者：蒙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