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研究中，给出的解释通常是他们是为传播先进思想、宣扬维新变法而办报。但“想做什么”跟“能做什么”却不尽相同。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光绪帝明发上谕，定维新为国是之前，秉持和宣扬维新始终存在风险。此前中枢政府也从未明确许可本国人士开设民间报馆。那么，维新报人又是依托于怎样的机制，才能获取诸如启动资金、发行网络、言论空间等必需资源？而且在政变发生以前，做到既能使官绅中人纷纷予以援助，又不至于因为公开品评国是或国事而遭遇不测？此前，也颇有论著从某个报人的观念、意愿、行为、机遇等角度出发，以他与社会各界的互动过程为角度，来探索其报刊活动何以会呈现如此面目。其中不乏考据精当、叙事完备之作。对象人物在其间的举步维艰、苦苦支撑更是得到了充分刻画。但如果仅以单个报人为书写对象，不免会因为缺乏对比，难以找到从表象描叙深入理路探究的稳健路径。如果视线仅局限于个体，对具体的细节越是爬梳细密，就越有可能将事件想象成由诸多的偶然串联而成。仅以上面曾提到的这些维新报人为例，从他们的生平经历来看，都早就既思想维新，又行为坚韧，却为何在他们各自的主持下，不同报刊的存在状态和运作绩效，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

笔者认为，要在传播史的意义上回答这些问题。对个案细节的仔细爬梳当然必要，同时亦需将事件放置在社会情境中，研判究竟是哪些内在的结构性因素，既促成了他们在同样时段投身报业，又造成了他们的际遇并不全然相同？事件的发生与呈现，诚然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可能范围却由其所在的社会情境与交往规则所大致划定。姜鸣先生曾借用陈宝琛《感春》一诗中的“天公不语对枯棋”，概括晚清政局与人物的演化因缘。沿着这个隐喻讲下来，在政局、世态的演化往复中，天公诚然不语，落子的具体方位也难以预料，但哪一子又不是既被摆放在棋盘上，又在博弈规则的约束之下？单颗棋子的生死存亡，要看周围还有几口活气；当棋子联络成片，又要看其内部是否有足够的活眼；无论棋子是单枚还是成片，在自身求活之外，还能对全局的胜负产生什么影响，又要看它在弈局中所处的位置。棋理如此，个体、群体在社会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又何尝不是如此？

正如棋子在局中的作用，是由它在盘中的位置而定。在社会变局中，某个特定的个体或者群体能够做什么、会因此为自己带来什么结果、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也跟他们在社会的规则体系中所具有的地位、身份存在着密切而重要的关联。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在大陆学术界，试图从报人的社会身份为中心来展开相关考察，始见于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该书以《时务报》为主要的考察对象，较为详尽地剖析了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国家危亡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精英挺身而出，扮演着舆论的制造者，借大众传播媒介向民众发表有关时局见解”的过程。如将视线放宽到整个汉语学术界，则可看到早在1993年，张灏先生就已在《思想的转变与改革运动》一文中指出，维新报刊是与“早期港市报业”截然不同的精英报业，“它们之所以能够具有巨大的发行量除了部分得益于来自官方的赞助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维新派报人本身就大多属于士绅知识阶级，由于本身具有精英分子的背景，这些新起的报刊不仅在一般教育阶层拥有较高威望，并且在士绅知识阶级间尤其拥有较重的分量”。张灏先生的论述，点出了以往常被忽略，却是影响戊戌政治报刊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主持者在既有的社会格局中，已经具有的精英身份，是维新报刊能够迅速打开局面的重要原因。然而，作为研究范式，这一角度还有待完备。什么样的人能够通过怎样的方式被认可为精英？被认定为精英将在社会资源的分配规则中具有怎样的优势？同时，还应该担负怎样的责任？维新报人的精英身份，对他们投身报业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推动和助力？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具体落实。本书正是准备以对“精英分子”的具体落实为研究的起点，通过再现他们凭借在既有社会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按照既有的社会规则调动社会资源创建政治报刊的发行网络，从而搭建起遍布全国和全社会的公共空间的过程，探讨维新报人及其报刊在戊戌时期得以出现的内在机理。

对历史问题的剖析，当然要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而要落实“精英分子”，自然也要基于当时社会状况的整体认知。戊戌时期的中国社会，主导秩序仍然是士农工商的差序格局，士人阶层作为四民之首，是最具影响的精英群体。具有士人身份的社会成员，既在调动社会资源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相应地又对公共事务担负着首要责任。然而，“士”的认定标准却又并非简单划一。在每个具体的人物那里，究竟能否被认可为“士”，在士林中又能够得到多高的实际地位，是基于功名、科名的“国士”序列，基于地缘、亲族关系的“乡士”序列，以及基于自身文名的“文士”序列这三个彼此相对独立的差序格局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士”的认可与推崇，既是单个人物被认定为社会精英，从而享有特权的基础，同时也是将作为个体的士人集聚到“士林”的公共交往网络中，促成他们以群体姿态参与或干预公共事务的联系纽带。由于士林的构成状况和士林的交往规则在整个戊戌时期始终相对稳定。以它们作为展开考察的参照系数，既能较为完备地呈现戊戌维新报刊的群像，又能较为清晰地凸显它们各自的殊像。这就有可能从对比分析中，较为真切地看到在戊戌时期，要创办和维系进行维新宣传的报刊，对办报人的社会身份以及行为规则究竟有着怎样的具体要求，以及究竟要怎样运作，维新报刊才能做到既在与主流社会的关联互动中获取必要的维系资源，又能保持自身独立，还能推进社会积极而稳健的发展。

然而，要进入历史情境，也许并非易事。“事后洞见”原是在历史研究中要尽量避免，但是如果不将观察的立足点稍微置后，又站在稍微的高处，又怎可能谈得上观照与研究？然而完全投之以今日眼光，不仅对事件过程“倒放电影”在所难免，更大的危险却是可能导致对各方人物往来互动以及动因，看似阐明，实则遮蔽。无论何时何地，行动者总会在当下情境中，按照公认的规则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对社会规则的认知，又会体现在按照既定的解读体系，对所见、所闻、所据闻的林林总总赋予各自的意义。进而深究，解读者的观念构成又是对他所在的历史世界的投影与聚合。从戊戌到今日，时隔百余年，国人的观念体系已经在多番的激烈震荡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倘若不对个中性格外注意，颇多在时人看来颇具指标意味，乃至于透过与事各方共享的意义规则，对彼此的交往起到关键作用的事实与情节，不免会被在这方面业已“祛魅”的今人看作大可忽略的细枝末节。就以戊戌史事为例，在以往的描叙中，政变后的“训政”体制常被说成是慈禧太后的第三次“垂帘听政”。其实两者在名分和时效上差别甚大，所谓“垂帘”，皇帝一旦成年（清代通常是以“大婚”为前导，“亲政”为标志），就必须终止。而“训政”则是沿用乾隆帝“内禅”后的成例，只要太上皇帝抑或皇太后还在人世，就可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相反，倘若出于某种后起的“迷思”（myth），在时人那里根本就无关紧要或是不足为奇，但恰与预设基调颇为吻合的现象，又会被赋予极其宏大的“历史意义”。

当我们在对此等“迷思”的警觉下，考察戊戌时期的维新报业，也许能将“第一次办报高潮”这一确凿的共识，透视出一些未必是望空穿凿的新意。其实，所谓“第一次”，本身就具备多重意蕴。作为“高潮”，它前无古人，却并非后无来者。以此为基点，往前可以引申出为何在同样的社会情境下，在甲午战败之前，士林中人并未群起办报。往后，则可在对报人社会身份、获取创办和维系报馆所需资源的过程、机理等方面，考察它与此后各次办报高潮的异同，从而把握中国报刊史，尤其是政论报刊史的演化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