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杭州的历史而言，南宋无疑是这座城市极为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临安府（杭州）是南宋实际上的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表现在有关杭州的城市生活史料亦相当丰富。仅以地方志而言，便有周淙等《乾道临安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而对城市生活研究帮助甚大的史料笔记更是详尽。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时间上也差不多成为连贯性的记载，耐得翁《都城纪胜》、佚名《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这些作品都是13世纪的都城生活专著。尽管它们的记载有时会发生一些抵牾，但是其细腻的描述栩栩如生，仍然可使读者置身于当时时代的杭州都市生活之中。

一 南宋余晖

12世纪上半叶，颠沛流离的南宋王朝最终选择临安为行在所，使其成为这个小朝廷事实上的首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临安成为当时财富的中心。商业非常繁荣，“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

多”。即使是临安附近的市镇，也因为靠近都城的原因，形成区域性辐射。

当时，临安成为居住人口极为密集的城市，其城市功能也日益显现出多样性，政治性、商贸性、文化性系于一身，高高在上的皇城宫殿，城墙、门楼，富家府第，寺庙道观，商铺瓦肆，高度集中于这片土地之上。如此一来，城区建筑物的分布也是相当密集，街面和巷道连接在一起。由于人多地少，而且人口还在不断增长，所以建造多层楼房势在必行。房子鳞次栉比，而又以竹、木结构为主的建筑模式，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安全问题——火灾。在整个南宋时期，临安府的火灾频率居高不下，每次火灾都给当局造成严重损失，于是，防火警报和措施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城市生活乐趣多多。各种行业的店铺都在临安扎下根来，频繁的商业活动，密集而流动的人口，以及那些匆匆过客的光顾，使这座城市显得异常兴奋，可谓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西湖就像是一块通透的屏幕，映照出社会上各色人物的喜怒哀乐。

靖康之难，大量北方人口跟随宋廷跑到南方，这大大丰富了临安城内菜肴品种，可谓南北菜系济济一堂。其中最占主流的菜系，当是浙江菜和河南菜，后者在北宋时期堪称京菜。在菜肴品种增加的同时，各地的饮食传统和习惯也就随之传播到了东南。喝酒饮茶成为当时人们餐前饭后不可或缺的部分。

五花八门的休闲活动成为临安吸引本地居民和各地来客的重要因素。娱乐场所数不胜数，吹拉弹唱无所不有，游戏玩意不胜枚举，尤其是节庆时节，更是无比繁多。琴棋书画等高雅艺术也是枝繁叶茂，风格多样，并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话本、杂剧和流行曲谱的增多，文学社团的形成，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出现，这些都不断丰富着城市生活的内涵。

这些多彩画卷，便构成了13世纪后半叶蒙元大军南下前夜的临安城的基本景象。

二 地位变迁：从行在到省会

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军队攻占南宋行在临安府。三年后，元军平定了所有反元的南宋抵抗势力，占领南宋全部国土。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在江浙地区最初设立江淮行省，辖境为原南宋两淮、两浙路故地以及江东路部分，首府为扬州路，后来改称江浙行省，首府移到杭州路。其间，又还治扬州路，复称江淮行省。经过数度迁移，直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再迁徙至杭州路；两年后，划出江北州郡隶属河南行省，改名为江浙行省。从此，杭州作为两浙地区行政中心（省会）的地位就此确立下来。这时，已经是元世祖统治的后期了。元代杭州路下辖八县一州：钱塘、仁和、余杭、临安、富阳、於潜、昌化、新城、海宁州。于是，杭州，从南中国的首都（行在所）、汉族王朝的统治中心，转变为一个北方民族统治下、中央集权体制内的行省省会。

元军兵临临安时，并没有经过太大的战争，南宋皇室就投降了，所以，军事战争对杭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冲击不算很大。

三 易代之痛：变乱岁月

然而，改朝换代对于城市的消极影响依然明显。元代杭州经历的变乱主要是两次：一次是宋元之交，一次是元明之际。需要说明的是，前一次变乱并非是军事战争本身引起的，而是政权更迭、城市地位降格带来的社会动荡；而后一次则是处于战乱年代的大环境下，杭州城市发展的活跃氛围戛然而止。

至正十一年（1351）以后，元朝内乱不已，大都朝廷对东南的控制日益遭到削弱，各股地方势力纷纷兴起，为抢夺地盘而不断混战，元朝后期的这些战乱使杭州受到很大冲击。寓居钱塘的遂昌人郑元祐经历了元末战乱，深有感触：“瓦砾堆堆塞路坳，胜游巷陌尽蓬蒿。祠宫地卧驼鸣喝，秘殿春扃马矢臊。山色无如今度惨，潮头可似昔时高。王师贵在能安集，岂必兵行血渍刀。”

这些文人墨客诗文对杭州的描绘，固然有修饰夸张的成分，但是作为变乱岁月的亲历者，他们所记述的景象，却也是艰难时期杭州城市的实态。

四 春风又绿江南岸：恢复与发展

去掉元初和元末两头之后，在14世纪上半叶这个元代相对稳定的时期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与发展，加上原有的南宋的基础，杭州尽管经历了动荡，也还是展现出一幅美丽的城市化图景，与其他城市相比，显得相对繁荣。

至元年间担任江浙行省处州路总管、后为行省左丞的李朵儿只谈道，“本处所产荻蔗，每岁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鹘回回，富商也，需索不一，为害滋甚”，所以，他“一日遣人来杭果木铺买砂糖十斤，取其铺单，因计其价，比之官费有数十倍之远，遂呈省革罢之”。“又箭竹亦产处州，岁办常课军器，必资其竹，每年定数，立限送纳杭州军器提举司。”从这两桩事情可以看出，当时杭州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要靠外路供给调度，其供养型的城市化特征可见一斑。因此，从行在变成行省省会之后，杭州的政治地位虽然因改朝换代而下降，但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仍然不减。张之翰送宛平人李士传赴江浙行省担任省掾时就说，“莫惜辞燕远入吴，圣朝南北混车书。四千里是两都会，三百年开一坦途。簿领定应谈笑了，宴游多在治安余。西湖烟景钱塘月，尽作归舟卧看图。”在他看来，杭州和大都是当时全国南北的两大都会，实力相当，而杭州的文化强势也强烈地吸引着士人。

五 天灾人祸：水火无情

南宋时期杭州面临着一些灾害问题，这些问题到了元代依旧十分严重，尤其当时人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这些突发灾害时。这里也涉及一个城市生活的自然环境问题。杭州位于钱塘江之滨，城内河道密布，这是水路交通发达的一个有利条件，但也埋下了水患的问题。另外，海溢也让杭州城的用水面临考验。城市建筑密集的一大隐患便是火灾的发生，这在宋代已经对杭州构成威胁，元代亦是如此。据方回记载，有一年的大火烧了一整夜，将杭州花巷寿安坊焚尽。而元朝后期杭城的两次大火尤其厉害。“至正辛巳暮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之任之日，衣红，儿童谣曰：‘火殃来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灾，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烧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灾，尤甚于先，自昔所未有也。数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实基于此。”官府不得不着手建立对火灾预警的应对机制。“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有一些石头建筑物和楼阁。由于街上其他房屋都是木质结构，失火事件频频发生。所以一有火警，居民们可以将他们的财产，移到这样的建筑物中去，以便求得安全。”“如果遇到火警，巡逻兵击响木梆，发出警报。于是，在一定距离内的卫戍，立刻纷纷集合前来救火。同时把商人或其他人的财产，转移到上面提到的建筑物中去，以免遭受损失。有时，物品也用船运到湖中的岛上。

六 乱世再造：扩城活动

中国古代的城墙，在某种意义上是界定城市城区的标尺，它的移动和变化直接影响着这个城市扩大或缩小。元朝灭南宋后，一度下令拆毁各地的城墙。“元混一海宇，凡诸郡之有城郭，皆撤而去之，以示天下为公之义。”不过，一旦元朝政权的统治趋于稳固，地方上要求重新修复城墙的呼声日益高涨，以确保各地的长治久安。杭州城在元初因未得修缮而日毁，可是它的扩展却发生在动乱不已的元朝后期。导致杭州扩城的关键人物，恰恰是一位动摇不定的叛军首领——张士诚。

《西湖游览志》等书载：“凤山门，在城南，与北关门对，俗称正阳门。又东南二里许，宋有嘉会门，南迎凤皇山为禁垣，北阙有和宁门。入和宁门，透大内，直南，有丽正门。杭州城垣，创于隋杨素者，周广三十六里有奇，广于钱镠者，七十里。元时，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统，而内外城隍，日为居民所平。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姑苏，据浙西五郡。十九年，发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夫复筑焉，昼夜并工，三月而完。城周六千四百丈有奇，高三丈，厚视高加一丈而杀，其上得厚四之三焉。旧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长时则自艮山门至清泰门以东，视旧则拓开三里，而络市河于内；自候潮门以西，则缩入二里，而截凤山于外。礼部尚书贡师泰为之记。明兴，遣曹国公李文忠将兵取杭州，守将潘元明纳款，城隍皆如元旧。”“旧城基，元时禁天下修城，故杭城日毁。至正十九年，张士诚据两浙，改筑杭城，自艮山门至清泰门，展出三里，而络市河于内，此其旧基也。”

一些重要的寺庙道观等宗教设施也是在元末的扩城活动中被围入城区的。景隆观，“元末筑城，移入城内，寻毁于兵”。演教寺，在吴山东北半里许，“张氏展城，围入”；水陆寺，在狮子巷，“寺故在城外，张氏展城，围入”；慈云寺，在高阳闾巷，“旧在新门外，元至正间展城，围入”；惠林寺，在蒲场巷，“元至正间展城，围入，寻毁”。张士诚的扩城活动对拓展杭州城市空间有一定的作用，也对明初杭州城市布局产生一定影响。

在对元代存有偏见的一些明代人眼中，杭州自“恭帝南迁，九庙无主；元人一炬，可怜焦土。自后杨琏真伽乃即其故址建五寺，张士诚筑城，又并寺基，废之。即今陵谷变异，城阙丘墟，虽都人遗老有不能道址之所在者矣”。然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元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颇为特殊的时期。从全国来看，由于政治中心的北移，有力地推动了部分北方城市的复兴，尤其是都城大都周围，同时，边疆地区也涌现了不少繁华的城市。但另一方面，由于蒙古贵族的统治一度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对各地城市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讲，这个时期全国城市的发展，无论是经济还是市政建设都没有超越宋代的水平，许多城市的所谓“繁华”实际上属于恢复性的发展，或是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从浙江地区来看，虽然其城市的发展仍然走在全国各地前列，特别是以杭州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继续保持相当程度的繁荣，但与南宋时期相比，在总体上已经开始明显地呈现出停滞的迹象。不过，与同期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还是相当繁荣的，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和市镇经济方面，甚至超过了南宋时期的水平。

杭州，是宋代城市发展史上的“杰作”，历经“大漠之风”的洗礼，它的“宋韵”文化特征并未褪色，同时又吸纳了新的元素，自建炎南渡以来南北交融的城市文化继续曲折发展，形成一个较为独特的历史阶段，正可谓：“元”来浙城，“宋”韵留杭。

基本信息

《俗世雅意：浙风宋韵的多维审视》

葛永海 等著

ISBN：9787522709796

2022年12月

定价：169.00元

内容简介

宋韵文化是宋代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精华所凝。本书所研究的“宋韵文化”特指具有浙江辨识度和风格特征的宋韵文化，故称之为“浙风宋韵”。本书立足于文、史、哲、艺等不同维度，将浙风宋韵分解为“城市之韵、通俗文艺之韵、诗文之韵、词之韵、艺术之韵、思想之韵”六个方面，其内在逻辑在于，在宋代城市化进程中，世俗化运动构成了能量巨大的动力机制，形成了城市—通俗文艺—词—诗文—艺术—思想这样一个物质文化发端、文学艺术浸染、最后以学术思想收束的层层推演的“宋韵文化冲击波”。本书通过探讨不同形态的宋韵文化类型以及所表现的重要特征，聚焦和观照浙风宋韵之“俗世雅意”，揭示其在宋代所确立的范型意义以及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葛永海，浙江嵊州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浙江省“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主要从事古代小说、文学地理研究。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项目等六项，出版《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文学地理学原理》（合著）等专著，主编《浙路诗心》（浙江诗路文化读本），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其中二十余篇分别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合著的学术成果曾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浙江省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