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国，处于由古代王制向帝制的转型期，社会身份制度也处于重构中。秦汉时代的社会身份既有古老身份制的遗留，也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这一时期的社会身份有有爵者、有秩者、庶人、徒隶，还有官私奴婢，等等。其中爵有封爵、二十等爵；秩有“二千石”“千石”等分级和分类，同时还有“比秩”的存在。隶属身份中，有隶于国家者，如徒隶、官奴婢等，也有隶于私人者，如隶、臣妾、私属、奴婢等。但是，剥离纷杂的表层，秦汉帝国社会身份体系中，主干部分最突出的还是以“爵”和“刑”两个因素调整的身份系统。

“爵”所调整的，是好的社会身份，也可以说是正身份。爵的研究学界成果丰硕。相对早期的如日本学者镰田重雄、栗原朋信、守屋美都雄、西嶋定生、古贺登等对二十等爵的汉承秦爵问题、官爵与民爵的划分问题等进行了研究，楯身智志曾撰文《日本秦简研究现状·爵制、身份制度》(《简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作过较为详细的说明。其中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1)，将爵制秩序作为国家秩序的理论研究影响最为深远。中国学界廖伯源《汉代爵位制度试释(上、下)》(《新亚学报》第10卷第1期、第12卷，1973、1977)、高敏《秦的赐爵制度试探》和《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等是早年爵制研究的奠基之作。2001年张家山汉简的公布，极大地推动了爵制研究。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由爵秩体制到官品体制的分析极具启发。李均明、杨振红、刘敏、凌文超等对爵的机能、爵的分层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

“刑”所调整的，是不好的身份，也可以说是负身份。以往的研究，爵与刑的研究是分离的。刑的研究侧重于法律、刑罚、有期无期刑等方面的研究，关于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等的认知多集中于劳役刑。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界开始将隶臣妾等徒隶从身份刑的角度进行思考。籾山明《秦的隶属身分及其起源———关于隶臣妾》(《秦汉史研究译文集》第一辑，1983，内部印行)，将隶臣妾视为排除在爵制秩序之外的身份刑。之后冨谷至、宫宅洁、陶安等更进一步把城旦舂、鬼薪白粲也纳入身份刑。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鹰取祐司，他的《秦汉时代的刑罚与爵制性身份序列》(《法律史译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不仅将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都视为身份刑，更将其列入准爵位身份指标进行考察。之后中国的学者孙闻博、王伟、吕利等都有沿着这个思路进行思考。

爵，不论官爵、民爵，在秦汉时代相较于无爵者、徒隶都是有利的身份，附于爵的免役、免老、减刑、名田宅、授杖等各项权益，都是法律所赋予且在现实社会中实施的。在爵的身份被高度重视的秦及汉初，有爵者更是荣耀的存在。所以，把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等徒隶称为“准爵”是不准确的。准爵层，应该是位于二十等爵之下的，但身份也是好的、光荣的。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的排序来看，应该是由公卒、士伍构成的“士下”准爵层。他们位于“公士”之下，“庶人”之上，生活在居民里中，可以受国家田宅，无爵，身份自由。汉代传世文献不见“公卒”，应是随着爵制式微，爵称、爵名的简化，“公卒”被裁并的结果。之后，大约在东汉中期，二十等爵中的“公大夫”“官大夫”也被裁并。从长沙走马楼吴简的记录来看，到三国时期与二十等爵相关的身份只剩下了“公乘”和“士伍”，一个是爵的身份贵重时民爵的最高级，一个是准爵层的最低级。

徒隶，从里耶秦简洞庭郡迁陵县文书来看，一般语境下是指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归仓，城旦舂、鬼薪白粲归司空监管。而从“徒簿”的分工来看，劳役分配和强度更多的是性别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徒簿”类文书当中有一个特殊身份的存在，即“仗城旦”。我们所见的徒簿，不论是出自仓、司空、库、内史，还是田官、畜官，抑或是迁陵县各乡，统计记录时多见将“城旦、鬼薪”，“舂、白粲”一起列举，而“仗城旦”或“丈城旦”单独列出。如“城旦、鬼薪积九十人”“仗城旦积卅人”“舂、白粲积六十人”等。以往学界多认为仗城旦为老年城旦，但近出岳麓书院秦简“徒隶老”“当就食”这样的法律规定，显示徒隶也有免老一说。仗城旦不会是老年城旦。从最初身份刑名的命名来看，其从事的可能是与丈量相关的劳役。“丈城旦勿将司”正是身份特殊性和优越性的体现。司寇，在秦及汉初是“户人”，居住在居民里中，但长期供役于官府，属于受官府掌控的“县官徒”之一。西汉中期，约在“数用五”的时代，司寇完全沦为“徒隶”。

秦汉时代，我们翻阅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找不到一条“爵为公乘”，同时又“刑为城旦”的例子；也找不到一条“夺爵为士伍”又“免为庶人”的例子。甚至都是徒隶，也找不到一条同时既为隶臣，又为鬼薪的例子。一个人在那个时空中，不论是爵的身份，还是刑的身份，只能是一种身份。公乘、城旦；士伍、庶人；隶臣、鬼薪，都分别是身份序列中的两个点，永远不会交叉存在。这样，有爵者、无爵者、司寇徒隶，全体社会成员基本都可纳入这个身份序列。这个序列，我们称之为“爵刑一体”身份序列。

在这个“爵刑一体”的身份等级序列中，衔接起正身份“爵”与负身份“刑”的，是“庶人”。

庶人，既可以来源于奴婢和徒隶，也可以来源于有爵者，文献材料中称之为免为庶人、赦为庶人或废为庶人、赎为庶人等。如果把有爵或有准爵位者视作正身份“+”，司寇徒隶视作负身份“-”，庶人则可以视为“0”级。

爵刑一体的身份序列，用《二年律令·户律》中的身份爵名可示图如下:

早期帝国的秦汉时代，尚有战国精神的延续，爵刑一体的身份序列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上下流动的等级序列。高爵者，可以被夺爵，成为低爵者，或沦为徒隶；徒隶可以赎免赦免为庶人，重新进入社会，又通过赐爵、承袭、移授等一步步晋升爵的等级。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国家赦令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秦汉时代的赦令不仅仅是对徒隶有罪者的赦免减刑，更是一种全民性的“更始”“自新”。因此遇赦赐爵，是秦汉赦令的一大特色。赦书每下，行赦使者乘传驾、行郡国、解囚徒、布诏书，罪人得赦，民人得爵，万象更新中整个社会身份秩序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流动。

以上，是笔者对秦汉时代社会身份秩序的整体思考。本书也将沿着这个思路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上编，爵刑一体的身份序列。主要考察以庶人为枢纽的爵制身份与徒隶身份的衔接，以及爵刑身份序列的流动。第二部分中编，爵的身份、剖分与变迁。利用出土简牍材料，对二十等爵、准爵层的剖分、爵制及权益变迁作进一步思考。第三部分下编，徒隶与身份刑。着重利用里耶秦简相关徒隶的史料，对徒隶的监管官署、徒隶的婚姻与家室，以及较少有人涉及的仗城旦身份、司寇身份及变化进行探讨，希望借助新出材料纠正以往错误认知。当然，如同这篇前言伊始所交代的，早期帝国时期社会身份是复杂多层的，限于学识和精力，对“爵刑一体”主干序列外的身份未做探讨，留待将来。

《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

贾丽英 著

ISBN：978-7-5227-1694-7

2023年5月

定价：218.00元

作者简介：

贾丽英，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韩国庆北大学兼职教授。主攻秦汉史和简牍学。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简帛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秦汉家族犯罪研究》《秦汉家庭法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等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韩国中央研究院海外项目等各类项目。

内容简介：

秦汉时代的社会身份既有古老身份制的遗留，也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这一时期的社会身份有有爵者、有秩者、有庶人、有徒隶，还有官私奴婢等，纷繁复杂。但是，剥离纷杂的表层，我们发现秦汉帝国社会身份体系中，主干部分最突出的还是以“爵”和“刑”两个因素调整的身份系统。基于这个思考，本书从“爵刑一体的身份序列”“爵的身份、剖分与变迁”“徒隶与身份刑”三部分论证，尝试构建秦汉帝国“爵刑一体”的学术理论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证，希望对秦汉社会身份制度的认知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