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及生活条件的改善，是人类一直以来的追求，楚国日用漆器便是积极践行这种追求的宝贵遗产，当我们将视域放在楚人社会生活中那些丰富的日用漆器个体上，便不难发现，日用漆器向人们传达着早期人类对于生存方式无限可能性的探寻。在日用漆器设计中，人造物与社会群体的共有观念结合成一个按照人群和社会组织而成的物质世界，人类物质和精神的丰富性都能于其中得到直观的展示。

楚国日用漆器围绕人和生活方式而设计，是反映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技术、审美、伦理以及文化生活的全面图景，在楚国社会和楚人的生活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其既服务于生活，又享有艺术，浪漫、意趣、奇巧是其恒久不变的气质内涵，适用性、审美性、伦理性构成了其特色的存在。在青铜器衰微，瓷器还未得到发展的年代，楚国日用漆器具有最广泛的民意基础，它可贵可贱，可繁可简，深沉但不沉闷，华贵但不招摇，既具有贵族气质，又具有平民性格，各阶层不同身份的楚人，均能从日用漆器中找寻到各自的身份认同与精神共鸣。可以说，在两千多年前，这些精致的楚人制造展现的就是我们现今梦寐以求的文化标签。

综合全书的阐释与分析，本书最终形成如下认识：

1. 楚国日用漆器是在本域环境下立足于自身传统文化的器具设计。

任何造物设计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产生，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孕育，楚国日用漆器设计亦不例外。楚国日用漆器既是个体生活意义、审美意义、情感、灵感和技艺的外在体现，也反映出楚民族地域群体性的生活状态、审美趣味和精神诉求。

楚国日用漆器设计体现出南方楚地席地而居的生活特色，楚地独特的饮食穿用风俗，楚地发达的出行文化，楚族崇火、崇凤、尚东、尚赤的信仰传统，气韵生动又恢诡谲怪的审美价值取向，“重孝”“贵和”“正义”“节制”等伦理意识，以及在一切生产生活中形成和秉持的人生观、世界观。这些最朴素的文化因子、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楚族在筚路蓝缕的立国建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他族他域的独特标识，是楚国日用漆器独具价值的生存土壤。受“以夏化夷”“民族融合”等政策实施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楚国日用漆器还持续地与他国他域互相交流，不断汲取本体以外的文化养分，在保持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去创造新的设计事物。诚然，一个开放自信的文化体系，不仅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认同和积极践行，且总是善于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为我所用。可见，楚国日用漆器既充分地表达了楚文化的丰富内涵，同时也佐证了楚族坚定的文化自信。

2. 楚国日用漆器设计以理性为主导，借用艺术形态和装饰表达出了楚人对天地、生命的超理性认识。

楚国日用漆器设计是材料与工艺、结构与功能、形式与审美等多个层面考量和角力的结果，是楚人理性设计的智慧结晶，其具体体现在：①选材的适宜性。楚国日用漆器因器选材，因材施用，取自自然的良材或“废料”（指漆灰）均在日用漆器中和谐共生。②工艺的合理性。胎骨制造、榫卯相接等高超的工艺技术合理有效地在日用漆器之中得到妥善的运用，结构与功能、形式与审美在日用漆器中得到了适时的平衡。③设计尺度的科学性。日用漆器设计正确地处理了“人与物”之间的适应关系，材料、结构、功能、装饰布局等在日用漆器中通过一定的人体工学意识得到了完整的统一。

理性的设计是器物能够为人所用的重要前提，楚国日用漆器的创制始于此，却不止于此。

在楚国日用漆器设计中，丰富的艺术形态和装饰表达出了楚人更深层次的精神意蕴。面对稍纵即逝的生命常势，基于本能的生存忧患意识和对命运未知的不安，楚人始终保持着对天地的敬畏，其信奉万物有灵，灵魂不死。在巫风遗存浓厚的楚国，楚人认为通过对特定形象的再现与表现可以完成对生命的保护和追寻，完成对命运的自我把握。这种对天地和命运的超理性认识沉积于日用漆器的形态和装饰之中，幻化出飞扬的线艺术、富丽的装饰艺术、华美大方的五彩和一系列现实形象和拟形形象，突出地表现了楚人对生命价值的认同，对生命的体悟和理解，对现实生活的眷恋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从神灵的意向和生活的美境中，楚先民打开了神游遐思的心灵，在日用漆器的制作中表现出了丰富的想象力与象征力，创造性地表现出了楚国民族审美心理结构。楚地浓厚的巫风遗存带给楚人的艺术想象以无穷滋养与熏陶，指引楚人对周遭各类事项更多的是“采取直观、想象的方式去加以把握”，这种思维方式类似于艺术思维，其激活了楚人的造物表达智慧，促使了日用漆器设计的艺术化发展，楚人对天地和生命的超理性认知也通过这种艺术化的形式呈现出与理性思考内容极不协调的器物形象，其所阐发的荒诞之思、神奇之想，构成了日用漆器的奇特意境。在形态方面，呈现出想象与真实交织、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特征，在装饰

方面，呈现出物理现象、心理现象、生命有机体现象与无生命机体现象混为一体的复杂面貌。

楚国日用漆器设计中技术理性与装饰艺术的融合，是楚先民的实用需求与信仰需求、精神需求在实践中相互适应的结果，这既是楚国日用漆器设计区别于中原日用漆器设计的特色所在，也是这一时期甚至更早期巫风社会器物制造的总体性特征，它们均是以理性为前提，借用艺术形态和装饰表现出对生命存在以及未来命运的追问和把握。

3. “用”“美”“善”深刻地体现出楚人设计思想和造物智慧，传达出楚人造物制器“致用”的内在本质、“至美”的审美追求和“至善”的设计品格，它寓于日用常行之中，又超越于日用常行之上，不仅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最终成就了楚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

调动任何可能的手段，应用各种能够想到的材料，将人的现实物质生活需要尽可能地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是这一时期器物设计的整体性目标。楚国日用漆器设计合乎百姓日常所需，是造物主体意愿的真实反映，其与楚人及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相较于当时的国之重器——青铜器，日用漆器较少参与到国之大事，也与战略物资毫无关系，自应用到普及，日用漆器都切切实实地为人和人们的生活服务，其充分满足了楚人的物质需要、物用需要、求美需要、情感需要、人伦需要以及道德需要，是集实用性、适用性、审美性、伦理性四重属性于一身的造物范本。“人的需要”所具有的开放系统的属性在楚国日用漆器设计中均得以清晰显现。

由生活方式引导的物质需要满足、由审美共识促成的情感需要满足、由伦理本位文化引导的人伦需要、道德需要满足，构成了楚国日用漆器设计的三个维度，即“用”—“美”—“善”。在设计之“用”层面，多达70余种日用漆器相互组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楚国日用漆器设计品系系统，充分满足了楚人的物质生活。在具体的设计中，日用漆器设计充分反映出“致用”的目的，其往往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十分重视人在使用这件器物时的感受：是否操作便捷，是否宜于把握，是否保证安全等。此外，其“材”“工”及其相互之间的配合均是为了日用漆器的实用和适用而考虑的。

在设计之“美”层面，楚国日用漆器设计表现出“至美”的审美追求，其不仅迎合着楚人对美的追求和热爱，满足了楚人多感官的审美体验，并以突出的造型与丰富的装饰艺术表现出了楚人炽热的生命情感、执着的自由追求、淳朴的生活热爱以及虔诚的巫术信仰。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楚国日用漆器形成了“清新、俊逸、超脱向上”的集体性审美共识，其形态呈现出黄金比例、等比数列等数理美感，具有“数”之美的内涵。此外，日用漆器设计中生活与艺术相互融汇，形式与功能达到高度统一，体现出了较高的审美价值。

在设计之“善”层面，楚国日用漆器设计充分表现出“至善”的设计品格，其“寓善于器”，蕴含“重孝”“贵和”“正义”“节制”“生态”等以“德善”为核心的伦理意识，其以器养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楚人的道德感、责任感以及对善恶的判断能力，又以器循礼，良好地处理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和谐关系。通过人人可以感受的文化共识或生活经验，楚国日用漆器以具体可感或潜移默化的方式昭示人伦之轨，令人耳濡目染尚德之道，触物而生尊老从礼之心，将社会和环境的生态发展视为己任，促进了包括“愚夫愚妇”在内的广大楚人学习并实践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调节和克制有可能无所节制的物质欲望，使民众在日用常行中尊礼习德，信守礼制的规范，这种从日用中传达伦理教化的文化模式，使极端分散的“商农工贾”在生活中便能感悟伦理道德，“日用而不自知”地接受教化，也促使有文化修养的贵族得到伦理观念的强化，并世代沿袭，继而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激励个体自发通过自身活动继续稳固或推动所处结构的建设，自觉维护伦理秩序和封建等级制度，以身体力行实践以德治国的楚国社会理想，最终对凝聚广土众民的楚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