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航空学院亓佩成的《亚美尼亚文明史》向读者展示了从史前到当下的亚美尼亚历史发展的完整过程。从文明史的角度构建国别史有一定的挑战性，因为亚美尼亚的历史发展不仅包括了独立发展的时期，还经历了帝国征服、宗教变革、国家分裂、民族迁徙（或被驱逐）、苏联统治等多个阶段。因此，如何定位亚美尼亚与统治过它的国家的关系、如何定位亚美尼亚文明与毗邻文明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纵观全书的结构与论点，作者从民族身份和文化特性的角度，将亚美尼亚文明定位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单位，厘清了它与其他民族、国家、文明体的关系，把亚美尼亚文明的发展过程完整勾勒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亚美尼亚学研究的空白。

众所周知，小国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它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着被大国操控、文化同化等威胁。因此，揭示小国文明的生存机制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亚美尼亚案列表明，小国在面临外部威胁时，需要强化内部凝聚力，通过文字、宗教、血缘、地域等因素维系身份、文化的认同；或通过联盟、臣服、文化交流等机制，使本身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关于这一点，作者将其定义为“亚美尼亚经验”。

从题名看，本书以通史体例考察了亚美尼亚文明的发展过程，这也体现在后记对本书由来的说明上。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法，他是在撰写《古代西亚文明》的过程中首次接触到亚美尼亚的。历史上，除提格兰大帝时代（前95—前55）以外，亚美尼亚一直以一个小国（或附属国）的身份、在东西方大国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其语言、宗教和民族特性至今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亚美尼亚文明是世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延续到今天的小国文明之一。

全书规模宏大，共分为20章，主体内容近1000页，参考文献列表近50页，使用的古代文本和铭文数量超过200余种，时段从南高加索史前定居文化阶段到2023年阿塞拜疆吞并纳卡。作者从地理、气候和自然资源开始探讨（第1章），之后便进入亚美尼亚文明演变的全局性描绘和分析（第2—19章），并分时段探讨了亚美尼亚文明的特点。第20章是对中国亚美尼亚经济、文化交流史的梳理和分析。

一般认为，文化指群体的共同信仰、价值观、习俗和艺术表现形式；文明表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以文字、城市化、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技术进步为特征。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差异源于它们表示的范围不同。文化体现了一个社会的习俗、艺术和价值观，文明则涵盖了技术、社会管理和基础设施等内容。文化是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钥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是文化组织的特殊形式。然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让人感到困惑的话题。爱德华·泰勒（1832—1917）以文化进化论为理念，认为所有社会都经历了3个基本发展阶段：蒙昧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汤因比（1889—1975）审视了人类历史进程中26个文明的兴衰后得出的结论是，它们的崛起是在少数富有创造力的精英群体的领导下成功应对挑战实现的。有学者声称泰勒的文化相对主义概念可以追溯到赫尔德（1744—1803），但后者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泰勒的文明相对主义不同。无论如何，泰勒对文明、文化的整体定义造成了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的混乱。尽管启蒙运动或赫尔德的反启蒙话语中并不存在种族主义，但种族主义文化的确包含了伪生物学（比如优等种族）概念。历史上，文明的种族主义倾向不仅盛行于西方（如纳粹德国），也流行于东方（如法西斯日本）。比尔德（1874—1948）的纯粹主义和彻底脱离文化的文明观，为美国文明创造了一个合适的背景。在纳粹德国，反犹太种族主义是基于自然化的文化观念。在欧洲殖民地和近代美国，种族主义使黑人无法获得文明的身份。因此，作者撇开文明种族主义倾向，提出“亚美尼亚文明”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书的第7章、第12章、第19章，作者按时段分析了亚美尼亚文明的特点：开放性、流散性、“剑与十字架的融合”。历史上的亚美尼亚位于欧亚交接地带，扼守东西方交通咽喉，这一地理特征使亚美尼亚问题成为一个持续性的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地理问题。就亚美尼亚文明的开放性特点来说，作者在构建地缘政治对亚美尼亚文明的影响时，强调了东西方文明（如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对它的影响。就它的流散性特点来说，作者大篇幅论述了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的兴衰与新朱利法亚美尼亚人的商业成就。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是流散的亚美尼亚人在地中海东岸建立的一个政权。在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时期，该王国对近东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把“剑与十字架的融合”解释为亚美尼亚人把基督教作为对付敌人的利器——通过保持信仰的统一性来维持文明的延续性。纵观全书，作者对上述3个亚美尼亚文明的特点作了均衡地描述，清晰地阐明了亚美尼亚文明的特点。

作者提出，基督教、文字、商业、书籍和贵族制度构成了亚美尼亚文明的基本内涵。公元301年，亚美尼亚皈依基督教，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定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第五章详细描述了亚美尼亚人与波斯文明分道扬镳、融入基督教文明体系的复杂过程，并分析了亚美尼亚人皈依基督教的原因及其给亚美尼亚文明带来的长远影响。作者认为，对亚美尼亚宗教的理解，不能用单纯的宗教思维，而是要将其上升到民族信仰的地位。文字是文明延续的重要载体。亚美尼亚字母发明于公元405年。作者在构建亚美尼亚字母的发明过程时，回溯了原亚美尼亚语的使用情况，然后指出流散的亚美尼亚人有意识地加强对母语的学习，从而维护了民族意识、民族身份的统一。亚美尼亚人的杰出商业成就，鲜为人知。作者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新朱利法亚美尼亚人的商业成就及其经商方式和社群意识的构建（第14章），并以此证明商业是亚美尼亚民族复兴的物质保障。作者将书籍与亚美尼亚民族意识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认为亚美尼亚人对书籍的热爱是他们的文明能够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古代中世纪亚美尼亚的贵族制度又称纳哈拉制度（nakharar system）。在厘清了亚美尼亚封建等级结构之后，作者分析了纳哈拉制度在亚美尼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功能，及其地位和影响。以继承制度为例，纳哈拉家族施行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女子没有继承权。长子继承制可以确保纳哈拉大地产的完整性，避免由于领地的碎片化导致家族势力的衰落。西亚美尼亚在查士丁尼改革后，长子继承制被取缔，拜占庭统治下的西亚美尼亚人的民族特性也随之消失。然而，纳哈拉制度使亚美尼亚被分割成了若干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中央政府的权威非常有限。历史上的纳哈拉人大力资助亚美尼亚人的教育和文化复兴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亚美尼亚文明的发展。

尽管中国与亚美尼亚各处亚洲的东西两端，但自古以来交流甚密。本书的一大亮点是梳理了中国亚美尼亚的交流史。根据作者的观点，亚美尼亚的马米科尼扬家族来自中国。在构建该家族的起源时，作者主要使用了亚美尼亚方面的古典资料（中国正史没有记载到该事项）。关于该家族的起源，作者运用语言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等分析方法，认为马米科尼扬家族的祖先约于公元241年来到亚美尼亚。作者还认为，来中国翻译佛经的安世高为亚美尼亚国王帕塔马西里斯（113—114年在位）。上述观点，的确令人耳目一新。除此之外，作者简要构建了亚美尼亚人在中国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哈尔滨的亚美尼亚社区的兴衰。

综上所述，全书结构完整，包括了统领全书主体的引言和结论，使读者能够从无数的文本细节和材料中抽身出来，进而把握作者的著述意图。在评述完《亚美尼亚文明史》后，有必要对作者的亚美尼亚学研究作一个简单的评价。作者长期以来从事亚美尼亚学研究，为我国亚美尼亚学的研究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近年来，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科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但我们对世界史与现实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比如，在作者之前，很少有人了解亚美尼亚的历史情况。因此，如何平衡现有的研究资源，在深化欧美研究的同时，弥补国别区域研究的空白，将是未来世界史学界和区域国别研究学者持续努力的方向。在这方面，山东航空学院的亓佩成教授带了一个好头。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世界史学科必须弘扬这一传统，将我们的研究往下延伸，贯通古今，关照现实。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论的提出，给世界史学科为现实服务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切不可忘记，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以扎实的基础研究为前提，没有基础研究支撑的国别区域研究就是空中楼阁，只能昙花一现。因此，接下来我们的世界史研究的重点，应是结合国别区域研究方向夯实基础，弥补前进中的不足。

杨俊明（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