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是以中国北疆游牧族群契丹族为核心建立的王朝，是中国古史谱系中的重要成员，雄踞中国北部二百余年，素有“上承隋唐，下启金元”之美誉。只要将辽朝置于中国北疆视域下予以“长时段”考察就会发现，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王朝。辽朝统治予中国北疆社会以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得中国北疆社会的历史演进发生了重大转折，改变了中国古史谱系发展的历史走向。

　实现中国北疆统治模式转换

辽太祖“变家为国”后，贯彻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治国安邦的基本国策，积极改造中国北疆社会，于中央设置集权式官僚体制的同时，地方上亦效仿中原农耕族群的行政管理模式，设置道—镇—州—县四级制或道—州—县三级制的行政管理统辖模式，“人民皆入版籍，贡赋悉输内帑”，彻底改变了唐及其以前王朝对中国北疆游牧族群予以册封朝贡的藩属体制，成功实现了中国北疆社会统治体制的转型，将其完全纳入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统辖模式之中。经过有辽一代的改造后，中国北疆社会统辖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改其“自有君长”“莫能相一”的原始状况，成功实现了由混沌无序发展实态、羁縻而治管理实态向以设置行政区划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辖实态转化，彻底实现了中国北疆社会统治模式的更新与转换。

辽朝雄踞中国北疆社会后，积极推动统治区域内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与普及，这是汉唐强势王朝所无法企及的。辽朝建立伊始，便确立了“尊孔崇儒”的文教方针，在皇城设置国子监、国子学，建孔庙，在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设置五京学，在地方设置府州县学，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官学教育体系，以及私学教育体系。同时，效仿中原科举制度，辽太宗时于燕云地区率先施行，至辽圣宗时扩展至辽朝统治全域，强化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国北疆社会的普及与传播。由于辽朝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文化教育，至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时代，出现了“礼乐交举，车书混同”的儒家文化繁盛景象，彻底改变了契丹人“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的相对落后状态，“尊孔崇儒”成为辽朝社会生活的时尚，使得中国北疆社会的儒家思想文化焕然一新。

辽太祖时，面对“居四战之区”“强国以百数”的外部环境，开始着手社会秩序的改造与重建，“专征讨”，“东际海，南暨白檀，西逾桦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辽太宗时，先据“燕云”，又灭后晋，初步实现了入主中原的战略目标。然因统治政策失误，中原之志暂时湮没。北宋统一后，宋太宗试图遏制契丹，终因“高梁河之战”“雍熙北伐”之败北，转而笃行“守内虚外”政策，辽圣宗因之燃起入主中原之志。最终，辽宋签订“澶渊之盟”，使北宋失去了社会秩序改造与重建的话语权。辽兴宗时，又迫使北宋增纳岁币，且由“输”改“贡”，致使北宋彻底丧失了社会秩序改造与重建的主导权。辽兴宗时，辽与西夏亦达成“进誓表”的夙愿，将其纳入辽朝改造与重建的社会秩序之中。尽管辽朝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力无法与汉唐时代相比，但“虎踞其间，莫敢与撄”，实现了辽太祖所擘画的改造与重建北方社会秩序的愿景。

　从全视野和长时段进行考察

辽朝既然在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演进历程中具有汉唐等王朝无法替代的地位，那么中国学界就应加强辽史研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新时代赋予辽史研究者的历史使命。因此，辽史研究者必须从哲学思辨、科学实证、人文关怀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这一视域出发，既要从整体史观、断代史观的理论与取径，又要从区域史观、疆域史观的理论与取径，对辽朝的历史展开全方位、系统化的研究，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无论是整体史观视域下的辽史研究，还是断代史观视域下的辽史研究，对有辽一代任何史实之科学实证都是碎片化的辽史研究。辽史研究者既要重视辽朝自身的碎片化之各种材料与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又要重视将辽史研究置于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演进历程中，考察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定位。这就需要脱离断代史观的束缚，从整体史观的视域考察辽朝的历史，才能真正弄清楚有辽一代在中国古史谱系脉络上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辽史研究者在研究辽史时应充分意识到，碎片化的辽史研究，并非是为辽史的碎片化研究而碎片化，更不是辽史研究的终结。实质上，辽史的碎片化研究之宗旨是为了更好地完成“长时段”的、整体史观下的辽史再认知。如果不清楚碎片化了的辽史研究之微观，就像雾里看花，怎能融会贯通，怎能认知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定位？只有做到对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演进之会通，辽史的碎片化研究才会更有意义、更有学术价值，才能真正实现辽史研究的宗旨与目标。正因如此，辽史研究既需要辽史自身的求实考信，更需要一个全视野、长时段的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演进历程的考察，以求得辽朝之“上承隋唐，下启金元”的密切联结，才可认知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演进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理解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体现三位一体的学术特色

同时，研究辽史也不能忽视区域史观和疆域史观的理论、方法与取径。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由“五方之民”构成的二元结构，故此，需要将辽史研究置于区域史观的视域下，既要正视自然地理环境将中国族群区隔为农耕族群、游牧族群及采集渔猎族群的实态，又要正视这些族群在辽朝时的交往交流交融之实态，考察因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而生成的不同经济类型的族群由原始的趋异性向趋同性的演进，进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学术理路，理解“自然凝聚”下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实现。同时，还应在疆域史观的视域下，考察以游牧族群、采集渔猎族群为核心建立的王朝与以农耕族群为核心建立的王朝的政权性质。不管是以农耕族群为核心建立的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明等王朝，还是以游牧族群、采集渔猎族群为核心建立的魏（北魏）、辽、金、元、清等王朝，都是中国古史谱系中的重要成员。总体说来，农耕族群、游牧族群和采集渔猎族群交替建立的王朝，恰好印证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事实。

当下的辽史研究，既要摒弃西欧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又要摒弃以“南北对立论”“征服王朝论”“北亚世界论”等范式去研究辽朝的历史。只有如此，辽史研究才能体现出哲学思辨、科学实证与人文关怀三位一体、既对立又统一的学术特色。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背景下，加强辽史研究是学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辽史研究者应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旨归，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辽史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辽史研究成为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演进史上熠熠生辉的篇章。

　（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者：高福顺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4月1日第28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