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勤：反腐败方针是经验的总结，也是时机的把握

党建治学

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有关于廉洁的思想和要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反腐倡廉工作任务也有所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中央纪委研究室原主任李雪勤参与起草各项重要文件30余年，他向廉政瞭望讲述了他的研究与理解。

廉政瞭望：党在历史上的标本兼治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有什么启示？

李雪勤：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的反腐败工作方式基本上是以运动为主，比如“三反”“五反”“四清”等。

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不能再搞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于是党的建设走上了一条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道路。

但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在这一个时期简单地讲治标为主或者治本为主，往往会掩盖矛盾，导致另一种倾向的出现，使我们的工作陷于被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当在坚持标本兼治的基础上，采取经常性工作与专项治理相结合的反腐败方式。在一般情况下采用经常性工作来解决腐败问题，在特殊情况下采用专项治理的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以此取得反腐倡廉工作动态平衡的发展。

廉政瞭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反腐败方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李雪勤：我们党反腐败基本方针，是随着工作的需要，一步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系统开展反腐败工作的重要节点，当时成立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党的十二大提出用五年时间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结果老问题解决后，新矛盾又出现了。光靠反不行，党的十三大提出加强党风建设，之后提出廉政建设，合起来就是党风廉政建设。

一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要开展反腐败斗争。从哪里反？在当时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领导下，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明确提出了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

这次全会还提出了反腐败必须加强综合治理、既治标又治本的理念。从此，我国的反腐败工作从被动转向主动。那时中央纪委研究室每年都要搞调研，为中央纪委全会报告的工作部署做准备。

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有个插曲。当时党内有同志主张反腐败要以治本为主，认为这么多案子光靠查是查不过来的，还是要用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理想状态当然是这样，但我们正处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出现，大量的制度正在改革，治本的“本”是动态的。当时，尉健行指出，现在提“以治本为主”为时尚早，应该提“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为好。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党中央明确了反腐败“十六字方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个提法分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的报告和修改的党章中。但后来在实践中发现，由于突出地强调“注重预防”这一点，容易将重点偏移到教育、宣传等方面，从而影响和减弱查案的力度，有的地方甚至把这个提法作为不查腐败案件的借口。所以，必须探索建立更加全面有效的机制。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应该说，这体现了对腐败发生机理、管党治党规律和当前形势任务的深刻洞察和把握。

廉政瞭望：您在呼吁“把清廉中国建设作为反腐败国家战略”，这是基于怎样的研究基础？

李雪勤：在这之前，我在中央纪委研究室工作时，当时中央纪委主要领导主张的是“建设廉洁政治”，这句话后来被写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

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党提出的反腐败目标是把腐败现象遏制到可能的最低程度。应当说这个要求不算高，但要做到也不容易。如果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就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一个更高要求。

建设清廉中国，就是一个更高目标。我2018年提出这个观点，是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海晏河清、朗朗乾坤，这不就是清廉中国吗。况且，我们已经提出了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健康中国、数字中国、美丽中国等理念，建设清廉中国正是实现上述理念的重要政治基础和保证。

我相信，到2035年左右，我们在继续持之以恒地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城镇化程度达到百分之七八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时候，中国的腐败问题就能够逐步得到有效控制，清廉中国将会真正成为现实。

【李雪勤：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纪委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