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4年的一个夏天，思成老师要我和他一起去重庆，帮他做一些工作。我当然很高兴，干什么工作他没有具体讲，但是我想既然要我去，一定是能做的，就是有困难，有梁先生在也不要紧的。

到了重庆，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住在另外一座小楼里。他每天拿一捆图纸来，让我按他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地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仔细去辨识，但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就读过刘敦桢先生写的关于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然而日本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

当时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察到是不宜知道的。结合宿白先生所说的，我才真正把这件事肯定下来，梁先生确实做了一件保护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大事。对此，郑孝燮同志又提供了旁证。1951年的一天，梁先生突然把他叫住说：“孝燮，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可惜。”这时他几乎流下泪来了。他对日本古建筑感情如此之深，当遇到要对日本进行轰炸的时候，提出建议保护古都和古建筑，应是很合情理的。

1898年9月，因变法失败，梁启超和妻子李蕙仙流亡日本。1901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梁思成诞生，到1912年随家人回国，梁思成的儿童少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在这12年中，梁家主要是居于东京、横滨、神户等地，梁思成随父亲去奈良的法隆寺拜谒，放生乌龟，为大殿捐瓦……梁思成在《追忆中的日本》中说：“奈良的鹿、各地的樱花、箱根的红叶让年幼的我欣喜若狂，颇具风味的红叶油炸食品很好吃……童年时好吃的东西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想到这些情况，梁思成先生当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保护奈良、京都的古建文物事业中，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了。

我和郑孝燮同志证实了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失败遭轰炸时，奈良、京都能幸免于难及大量国宝文物得以保存下来的真实情况。日方朝野均以“古都的恩人”的敬语来称赞梁思成先生。

那一次回到北京后，我立即打电话询问了宿白先生。他说他确实于1947年梁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话中听他说过，曾经建议不要轰炸京都与奈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梁思成先生保护的日本奈良法隆寺。 林洙女士与清华大学供图

节选自《难忘的记忆，深切的怀念——纪念梁思成先生110周年诞辰》

作者：罗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