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览中国古代史书，提起古代名臣，有两个人世代传颂，相信大家耳熟能详：一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三国名相诸葛亮，一个是“春秋第一相”管仲。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二人的形象非常高大光辉，其身上总是闪耀着耀眼的智慧光芒。
诸葛亮千古一相，忠肝义胆，被视为古代人臣典范。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被司马懿称为“天下奇才”。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足智多谋，神机妙算，被塑造为“神人”。近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也曾如此感叹道：“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诸葛亮如此英明神武，那么，他最推崇谁呢？答案就是管仲。
有《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为证：“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大教育家孔子也给予管仲很高的评价，据《论语·宪问》记载：“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就是，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像披着头发、衣襟向左开的落后民族一样了。
管仲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英明神武如诸葛、管仲，也会有自己的“人生盲区”，也犯过“致命”错误。
“圈子意识”蒙蔽了诸葛亮的双眼
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弊端，是山头林立、党同伐异。
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任，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他的才能、本领，而是看他是否属于自己圈子里的人。
三国时期政治家诸葛亮对马谡的器重与任用，非常典型地透射出这种经营自己势力、打造自己圈子的政治意识。
尽管刘备早已指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的偏爱与私心，使得他不以刘备的提醒为意，重用马谡不避任何嫌疑。
为了巩固荆襄势力圈子，诸葛亮加快了起用马谡的步伐。诸葛亮知道，要进一步提拔重用马谡，光凭马谡充任副手（参谋长）这样的资历是不够的。
马谡必须有充任主官、独当一面并在战场上立下赫赫军功的经历与成就，才可以堵塞天下悠悠之口，为马谡日后担当诸葛亮事业接班人创造必要条件。
这样的圈子意识，使得诸葛亮在任用马谡问题上犯下致命错误。这就是在第一次北伐中原时，他弃魏延、赵云等能征惯战的宿将不用，而任用马谡充任前敌主帅。
马谡作为参谋人才，参襄军事、辅佐主将无疑是合格的，但担当一军统帅却力有不逮。
而他又偏偏遇上像张郃这样的名将，于是街亭一战，马谡损兵折将，丢失战略要地街亭，使蜀汉整个北伐作战陷入全线被动，“进无所据”。
诸葛亮不得已下令还军汉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北伐就如此以失败告终，而马谡本人也因此战役丧失了性命。
马谡失街亭，固然有拘泥兵法教条、不善于具体指挥作战的问题，但关键原因是诸葛亮本人在马谡的任用上没能做到“量才节任，随器付业”，把马谡放置到了他无法适应、无法践行的岗位之上。
诸葛亮如此英明的人物，却会犯这般愚蠢的错误，其根源是他脑子里的圈子意识太浓厚，私心太重，在荆襄势力集团经营上过于投入，导致迷惘、糊涂。
管仲荐人不力，齐国辉煌昙花一现
管仲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成功的改革家，也是商人从政的成功代表。春秋时期，齐国的齐桓公是个有政治理想的人，他既想坐稳国君的位子，又想在诸侯争霸中抢得先机，于是听从鲍叔牙的建议，拜管仲为国相。
如何才能称霸呢？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作为一名商人，理财是管仲的强项，他改革的重点首先放在了经济领域。
全面搞活经济、鼓励生产、减轻赋税、调节贫富、加强社会救助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充分富足，其中尤其以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推行自由贸易、鼓励消费等最为引人瞩目。
通过这些措施，“民足”很快得以实现，齐国的经济出现了繁荣。同时又推出了“四民分业”“官山海”等措施，保证了国家财富的积累。
经济发达、贸易繁荣为国家带来了丰富的税收，盐铁专卖等又使国家增加了额外收入，齐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迅速成为“经济强国”。
“民足”“国富”为“兵强”提供了经济基础，在齐国的军事建设方面，管仲同样推行了改革，不仅扩充军备，而且从体制上加强了国家对军队的控制力。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在鄄地召集宋、陈、蔡、邾等四国会盟，在春秋时代第一个代替周天子充当盟主。
在这次会盟中，齐桓公因为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而受到周天子的肯定和赏赐，齐桓公于是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然而，齐国的辉煌仅昙花一现。
公元前643年，齐国发生了内乱，齐桓公被软禁后活活饿死，死后六十多天竟无人知晓，其后晋、楚、吴、宋等诸侯国先后崛起，齐国陷入长期低迷。
齐国为何“一世而衰”呢？
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用人不当，齐桓公晚年出现了竖刁、易牙、开方等小人，他们最后祸乱了齐国，正是齐桓公用人不当、管仲荐人不力导致了小人弄权，齐国迅速由辉煌走向了衰落。
北宋文学家苏洵在《管仲论》中评论道：“至于齐国的祸乱，我不说是由于竖刁、易牙、开方，而说是由于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三人本就是乱国者，但重用他们的是齐桓公。回头来看，使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时，桓公询问国相的人选。此时，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三个人，不讲人情，不能亲近’罢了。”
“管仲奇迹”未能持续，更重要的原因也许与改革措施本身相关。
管仲善理财、以商治国，固然创造了经济的繁荣，但这一切又是非常脆弱的。
商业的本性重交易而轻生产，这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这是以商治国的弊端，至少在那个时代，“商战”不如“耕战”更为坚实、牢靠。
再传奇的名相、贤臣，也是人，也会有人生盲区。
诸如此类的历史故事不乏其例：北宋名臣范仲淹主张“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因脱离当时实际，为官理念终难实现；明朝帝师张居正醉心于君主教育，却寄希望于道德自律，结果造就圣主的教育理想终成泡影……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历史这位老师的课我们究竟听懂了多少？
看到古代名人光环的背后，看到历史的深处，换一个思路，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古代中国百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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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社 理论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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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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