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回味历史瞬间，触摸历史温度，把握历史脉搏。

当我们读取档案的时候，也就揭开了那段烽火岁月的面纱。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赶赴北平，《共和国·1949——中共中央在香山》一书唤醒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忆，值得我们共同研读、细细品味。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正是凭借这样的警醒与睿智，走上进京“赶考”之路，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片新天地。“档案中的香山革命历史”专题栏目将利用史实图文、珍稀影像、文物故事等史料及资料，为您呈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图为中共一大会址内景。

1921年，在图上的这间上海石库门不足1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13个代表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8年后，当这些从这里出发的共产党人再次回到上海时，他们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终将被历史铭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老百姓推开家门，看到的是马路两边潮湿的水泥地上，睡满了穿着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10万大军，全部恪守《入城守则》，无一人进入民宅。本准备离开上海的资本家荣毅仁发现，解放军就睡在街道上，他多次动员战士们到院里去休息，但战士只是为伤员要了一壶热水。荣毅仁一下子就明白，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工人们在卡车上插着两面大红旗，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太阳出来了！”学生们经过在马路旁休息的解放军面前时，给每一个战士献了一朵胜利花，并且欢快地扭着秧歌，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的歌曲，到处充满着欢笑和歌声。

然而，看似平静祥和的景象下，实则暗流涌动。国民党政府在溃败前夕发行的金圆券，堪称上海的噩梦。江浙地区是国民党政府的钱袋子，而上海就是往这袋子里装钱的最大户主。在蒋经国的亲自坐镇下，上海是当时进行金圆券改革最为彻底的城市，也成了民间财富被洗劫得最为干净的城市。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5月，蒋介石持续不断地派人将大陆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运往台湾。上海解放后，当军管会接收国民党中央银行时，只剩下黄金6180两、白银29979两、银圆546643枚、美元8678元，还有少量其他外汇。偌大一个上海，可谓一穷二白。除此之外，在上海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上海市代市长陈良收到一份急电，要求他连上海的吃穿用度、洗漱用品都要悉数运走。更为严峻的形势是：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13647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1/4。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3个昼夜。这就是刚刚解放的上海所处的形势。

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郝在今（《协商建国：中国民主1949》作者）：

“共产党能不能管好大城市，甚至国民党也有这个想法。蒋介石就有这个策划，说共产党进城以后，没有几天，他们就撑不住了，光是城市生活供应就得把他们搞乱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反攻。所以，进入大城市后，怎么解决好经济问题，对于共产党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图片说明：1949年，上海刚解放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面对严峻的情况，毛泽东对刚刚被委任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说：“共产党在军事上有能力进入上海，但如果我们不能管理好上海，不能让上海的人民有饭吃、有衣穿，进了上海也会被赶走的！”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市长陈毅按照“四面八方”政策，与工商界人士交朋友，扶持私营企业发展，让民族资本家看到了出路和希望。但是，上海的敌对势力趁机大肆活动，特别是投机势力更是兴风作浪。

在香山专用电话局，6月7日晚上，电话铃声大作。打电话的人四川口音很重，他就是上海市市长陈毅。他向中共中央请示，要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请求中共中央领导人批示。

自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阵银圆涨价风，每枚银圆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银圆贩子趁机哄抬物价，银圆涨价还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商家纷纷用银圆标价，人民币被拒收，形成人民解放军能进城，而人民币进不了城的局面。为了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市场，上海市人民政府不得不抛售10万银圆，但这些银圆被投机势力悉数吃进，没起什么作用。6月8日，陈云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中局，指示他们严厉打击银圆投机活动。

此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而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

上海市军管会采取断然措施，查封上海证券大楼，逮捕了238名投机商，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这也是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史称“银圆之战”。“银圆之战”的胜利，让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就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5月26日，毛泽东还特别草拟了一份电报、从香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发向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和南京市委，告诫他们在接管城市之后，切勿“存五日京兆之心”。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五日京兆”来源于汉书。比喻任职时间不长，凡事便不做打算。从现如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这份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强硬的口气和不容置疑的决心。

接好，管好，不只是对上海，更是对全国的方针政策。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香山写下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再次强调：“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同时，“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来源：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组、人民出版社、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制作：香山革命纪念馆网络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