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诞辰150周年，2011年是他逝世100周年。跨度连续两年的纪念周期让全球交响乐团蜂拥而动，纷纷投入到纪念马勒的活动中。中国的交响乐团也不例外，各大音乐会主办方以成套的马勒交响曲全集演出先声夺人。当时国内乐坛涌动的那股强大的马勒风潮至今余波未散，令人回味无穷的同时，也在纷繁喧嚣之后引人深思。

马勒复兴在东方

虽然贝多芬纪念活动早在20世纪初就在中国被广泛铺开，但马勒的纪念活动确实少之又少，因为占据他创作主体的十部带编号的交响曲，也就是九部完成的交响曲加上未完成的第十交响曲，很长时间以来对于中国的乐团来说都是“啃不动的骨头”。

之所以说一度“啃不动”，大致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马勒的交响曲首先有着超乎寻常的长度，往往一部作品就能撑满一整场音乐会还不带中场休息，无论对于演奏家还是听众来说都是对身心体力的极大考验。其二是除了时长，这些交响曲都需要超大编制的乐团，有时还要加上合唱团来演出。中国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口优势，但要在一座城市里集中凑齐近百位甚至近千位专业演奏者和歌唱家从早到晚地排练合成好几天，直至演出，谈何容易？其三是交响曲的内涵丰富，寓意深厚，配器复杂，不少还使用德语演唱。乐评人卜大炜就曾撰文提到，“当人们还习惯于瓦格纳音乐那样输出着条顿精神的概念、勃拉姆斯音乐的形而上、布鲁克纳的宗教归属感和贝多芬那样的概括性，马勒的音乐内容就显得超前了。”可见，即便乐团“啃得动”，听众未必能“吞得下”。

综上所述，马勒的音乐无论从配器、含义，还是体量、厚度来说都是空前的。这种宏大的叙事贯穿于形式、内容和象征意义，仪式感很强，故而演出素来少有问津。国内零星闪现的马勒交响曲就像演出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是一件稀少更是值得庆祝的盛事。

在马勒作品集中于2010年至2011年这两年涌现前，他的音乐在中国也经历了一段类似于在欧洲的复兴。2011年7月21日《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详细记叙了马勒在中国现代的演出进程，文章援引指挥家张艺的话：“吉尔伯特·卡普兰应该算是最早把马勒作品带到中国乐迷面前的人了。”文章旋即提到“卡普兰‘拓荒’之后，国内乐团开始陆续上演马勒的作品，比如，中国交响乐团1996年成立后的新乐季，汤沐海指挥演奏马勒《第一交响曲》，大放异彩。近年来，中国爱乐乐团等也数次上演马勒的交响曲。”

大张旗鼓纪念年

2002年，余隆执棒完成马勒《第八交响曲》的历史性中国首演

2002年10月，指挥家余隆在北京献上了马勒《第八交响曲》“千人”的中国首演。2004年，中国爱乐乐团在建团后的三个演出季内完成了马勒全套交响曲。马勒的火种在神州大地燃烧。待到吉尔伯特·卡普兰这位媒体眼中把马勒“引进”中国的功臣2011年4月再到中国，在上海大剧院执棒上海爱乐乐团演出“马二”时，他所面对的早已是一个强手如林的马勒演出市场。剧院、音乐厅等基建建设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演出场所的便利，国内乐团无论在数量还是演奏水准方面也都有大幅提高，听众的欣赏口味也随着节目丰富而循序渐进，马勒的交响曲渐渐从最初的复兴迎来迅速的升温。

据我于2011年统计并发表于《北京日报》的数据，国家大剧院自2007年年底正式开业以来，三年多时间内推出马勒作品音乐会至少20场。到2010年底，在大剧院的舞台上演的马勒交响曲已覆盖第一、四、五、六、七、九、十，完成了马勒10部交响曲中的7部。可以说，国家大剧院一手促成了马勒交响曲在京城演出的常态化。

即便如此，马勒纪念年，其大量作品的集中亮相依旧。比如2011年国家大剧院就从7月9日至12月2日的5个月内邀请7支中外交响乐团、10位指挥家共同加入到纪念马勒的队伍之中，包括柏林爱乐乐团、柏林交响乐团、捷克爱乐乐团、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亚洲爱乐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中国交响乐团，外国指挥则有西蒙·拉特、大卫·辛曼、艾森巴赫、彼得·弗洛等。

这一中外乐团混搭、中外指挥并举，声势浩大的马勒交响曲全集演出系列远非当年北京马勒全集计划的全部。2011年10月举行的第十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推出了更为庞大且集中的马勒大全集，在25天内一口气演出马勒18部完整作品。

除了“第一”到未完成的“第十”的十部交响曲及《大地之歌》以外，还安排了7套艺术歌曲、鲜为演出的四重奏以及多部马勒相关改编作品，参演的乐团主体为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等，到访指挥则有里卡多·穆蒂、查尔斯·迪图瓦、郑明勋、埃利亚胡·殷巴尔和曼弗雷德·霍内克等。一时间上演了同城同时举行两套马勒纪念活动的大戏，造福乐迷。

乐团水准试金石

中国乐团演出马勒的历史并不悠久，当他们发现能演奏马勒时纷纷摩拳擦掌，并把自己能“啃得动”当年“啃不动”的马勒作为乐团的光辉时刻。厦门爱乐乐团便在2022年6月20日的官宣文字中如此渲染演出马勒《第三交响曲》的里程碑意义：“乐团上下克服重重困难，万众齐心，最终以一场堪称圆满的音乐会，为乐团的演出历程增添历史性的光辉一刻。”

能“拿下”马勒固然是交响乐团人脉、财力及演奏水准的证明，综合而言这些都是乐团专业度的直接体现。不过，中国乐团在演奏马勒时都会十分强调“鸿篇巨制”，仿佛一口气吞下一头大象却往往忽略了细嚼慢咽的美味，更是把对马勒精神层面的索取直观反映在对音响刺激的追求上。

能够演出马勒作品或许只是第一步，无论是指挥还是演奏员都需对马勒进行深度剖析和精细分析。而这时，一本诞生于2010年至2011年马勒纪念年的学术专著便浮现出来。2009年，马勒大部分交响曲的出版商、奥地利环球出版集团UE的沃尔夫冈·肖福勒对16位知名指挥家做了关于马勒交响曲的采访，史称“马勒访谈录”（The Mahler Interviews），受访者包括阿巴多、布列兹、巴伦博伊姆、马泽尔、萨洛宁和梅塔等。2010年，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耗巨资将整套采访录从德、英语翻成中文后送校付梓，内部出版的《马勒专刊》由我出任主编。

访谈中便有作曲家兼指挥家布列兹对马勒精细度的深入说明：“有时候我认为马勒的精致的一面要优于他的夸张庞大的一面。”中国的乐团在享受马勒和布鲁克纳的震撼音响时，还是不能忘记要做到马勒精致的一面，其实是要继承延续自海顿和莫扎特的交响曲传统，在乐团中则体现为重奏。演奏诸如马勒的大部头作品的难点在于复杂的声部线条、炫丽的音响效果，只要铜管能撑下来，体力和技术能跟上，听上去就很过瘾。然而，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交响曲则难在风格把握和重奏能力的精准度。

指挥家张亮表示：“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技术并不难，任何人都可以上手。但是要在简单的音符中演奏出原汁原味的风格韵味，继而琢磨出地道的味道和内涵却是不容易的。越小的曲子、越古典的曲子实际上是越难演的。”指挥家李昊冉亦表示：“其实越小越精致的乐曲恰恰能反映出乐团音质，小而精反而最能暴露出乐团的短板，一些乐团可能会避开这一点。”

也许，当一个乐团在演绎马勒和海顿的作品上齐头并进时，缪斯女神才会显现她的真身？不管如何，当西方早就摩拳擦掌地准备2032年海顿诞辰300周年之时，希望中国的乐团也能从2011年马勒的风潮涌动迈向下一个20年，体会海顿的返璞归真。

唐若甫/文